|杜丹 | 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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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丹
摘 要
在媒介物质性越来越引起传播学研究重视的情况下 ， 媒介物的中介化问题还未得到充分探讨 。 本文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作为研究起点 ， 通过梳理拉图尔的技术哲学和唐·伊德的后现象学中关于“人与技术物的中介化关系”的思想 ， 揭示：具身于身体的媒介物具有差异性的中介化意图 ， 显现出“上手”且“透明”的共同意向；它们在与身体的融合与交互中总是转变人的行动且调节人的体验；媒介物中介了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沟通交往 ， 打造出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联盟” 。 这一联盟易形成“媒介化”社会中特定科技、文化、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垄断 ， 将人订造、促逼且物化 ， 从而产生新的人与技术的冲突与较量 。
关 键 词
媒介物; 中介化; 行动; 知觉; 交互
1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 ， 我们穿衣、开车、戴眼镜等 ， 无不体现出身体与技术物的相伴相生 。 人通过技术物展开的具身化（embodying）实践不仅将（对象化的）技术物转变为媒介 ， 而且人的经验还可能激活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媒介实践的现象、习惯和知识 ， 帮助我们思考各种媒介物与人的具身关系 ， 从而对新技术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交往方式 ， 以及中介化的现实展开探索 。
人通过各种（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展开具身化的传播实践 ， 就清晰地体现了上述思维取向 。 比如 ， 人通过手持或穿戴智能终端接入互联网 ， 展开动态的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脑机接口技术[1]帮助技术具身[2]的残疾人言说与行动；城市空间中无处不在的无线网络（Wi-Fi）正越来越普遍地卷入人的具身化实践；人通过传感器、芯片和云平台等 ， 实现“物”与“物”之间的信息联通……正如克劳斯·延森（Klaus Jensen）所说 ， 数字媒介的“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已将“信息处理过程与日常物件或日常活动融为一体”（延森 ， 2010/2012:86） ， 实现了人与计算机、（移动）智能终端、系统和应用程序等媒介的融合（fusion）与联网工作 。 上述传播现象正驱动着学者们对各种泛在的媒介物、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展开理论探索与反思 。
在主流传播学的视野中 ， 媒介研究重视大众媒介承载的文本内容与效果 ， 而相对忽略身体与媒介的物质性 ， 强调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 ， 是非物质性的活动 ， 媒介是对象化的工具 ， 是“社会心理实践”“文本实践”和“机构实践”层面上的媒介（唐士哲 ， 2014） ， 又或是作为“话语”与“制度”的媒介（延森 ， 2010/2012:61）；媒介理论与传播生态学也将媒介技术视为传播的手段、工具和平台 ， 认为媒介技术驱动社会和文化变迁 。 这些研究强调媒介的社会属性 ， 显示出“单一的基于媒体的逻辑”（潘忠党 ， 2014） ， 忽视了一般意义上交往过程中媒介物的中介化作用 ， 故而无法更深入地理解、描述和解释人通过媒介物展开的日常交往实践 ， 并回应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夏兹金 ， 塞蒂纳 ， 萨维尼 ， 2000/2010:10） 。
近年来 ， 随着上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 一些学者已经重视传播中的身体与媒介物质性的问题 。 刘海龙（2018,2019）认为“身体应该重回传播” ， 具身性为关照新传媒技术实践提供了难得的逻辑切入点 。 格雷厄姆·默多克（Murdock,2019）认为媒介物质性正在从媒介研究的盲点转变为中心；章戈浩与张磊（2019）聚焦正在发生的“媒介物质性转向” ， 梳理了各种相关的理论源流和思想派别 。 就身体与媒介物的关系而言 ， 章戈浩提出“睹物思人” ， 展望“在物与人的映照中发现新的关系” ， 刘海龙与束开荣（2019）则认为“物”连接身体 ， 扮演着中介的角色 ， 对整个社会起到组织和塑造的作用 。 上述研究成果与观点的梳理提示我们 ， 将身体与媒介物视为一体 ， 考察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 ， 将修正媒介物质性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 ， 同时 ， 具身关系下的媒介物的中介化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