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丹 | 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 四 )
通过赋予媒介物以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 ， 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视为“一个持久的整体”（Latour,2005:72） ， 便可将媒介物纳入行动者网络 ， 来弥补人作为具身化实践的行动者的不确定性 。 然而 ， 媒介物作为行动者 ， 并不意味着其“决定”行动 ， 而是指媒介物作为“代理人”（agency） ， “可能会授权、允许、支持、鼓励、建议、影响、阻止、渲染和禁止行动”；同时 ， “代理人”也并非“代替”了人及其行动 ， 而是说媒介物在社会行动中与人一样“表达”权力关系 ， “象征”社会等级制度 ， “强化”社会不平等 ， “输送”社会权力 ， 使不平等“客观化” ， 使性别关系“具体化” ， 它们也是社会行动的起源（Latour,2005:72） 。 因此 ， 对于人媒介具身的传播实践而言 ， 几乎所有的社会行动与信息传递都通过身体和媒介物的融合、共生与互构来实现 ， 由此可见 ， 媒介物并非被动与中性的工具 ， 它们与人一样 ， 是行动的“转译者” 。
3媒介物的转译
在媒介具身的实践中 ， 媒介物的转译生发于共生体 ， 总是“改变且转变事态”（Latour,2005:52） ， 生成新的行动计划与过程 。 这即是说 ， 中介化的媒介物并不是“传义者” ， 也不仅仅连接、延伸或退出 ， 它们“被赋予了转译其所输之物的能力”（拉图尔 ， 1991/2010:93） 。 具体的转译过程是：人铭刻（in-scribe）“脚本”（script） ， 并授权（delegation）给媒介物 ， 之后 ， 媒介物在人“上手”时发挥构成（composition）、转化（translation）与黑匣子化（black-boxing）的作用 。 拉图尔的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介化过程中各种（移动）智能终端如何“型塑或转换”人的行动 。
首先 ， （移动）智能终端在人“上手”之前已被铭刻进“脚本” ， 它们是“一系列目标、步骤和意图”与“行动计划”（Latour,1994） ， 而不仅仅是通讯功能的载体 ， 或呈现为某种文化符号与身份象征 。 脚本来自设计师世界观的建构 ， 设计师根据用户的性别、品味、能力、动机、愿望或政治偏向来定义用户 ， 并将这些愿景“嵌入”媒介物 。 脚本是人铭刻的结果 ， 如果没有用户扮演设计师事先预设的角色 ， 展开媒介实践 ， 那么任何媒介物都只能是设计蓝图上的构想 。 铭刻脚本也是人（设计者）对媒介技术的“驯化”（domestication)(Silverstone,1994:174） ， 表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规训”媒介技术及其过程 ， 通过驯化 ， 人将自己的痕迹烙在这些物件上 ， 并用它们来表达身份、意识和创造力 。 由此 ， （移动）智能终端与其他技术物一样 ， 都预设了隐含的使用计划、方式与内容 ， 且定义了人特定的行动框架 ， 如网络社交、通讯、照相、导航与运动等 ， 使用者也就被告知如何想象与使用它们 。
其次 ， “授权”是媒介物转译过程中“最重要的意义”（Latour,1994） 。 设计者或权威管理者通过在（移动）智能终端中铭刻脚本来影响与规范用户的实践 ， “授权”显而易见地将存在与缺席结合在一起 ， 即：一个缺席的手机设计者或移动通讯的管理者 ， 通过授权“代理人”（媒介物） ， 在不同的时空中 ， 对人的社会行动与体验施加影响 ， 从而改变人的沟通方式、交往习惯 ， 并控制信息传播的范围 。
在人“铭刻”和“授权”媒介物之后 ， “构成”是共生体中媒介物转译过程的第一层含义 ， 即当人媒介具身时 ， 作为混合行动者的人与媒介物彼此允许、授权与赋能 。 一方面 ， 人具身化地使用且改造媒介物 ， 另一方面 ， 媒介物赋予人新的功能和行动的可能性 ， 人或多或少被媒介物改变 ， 这部分取决于人所使用的媒介物的可供性（affordance）、嬗变性（emergence）和技术动量（momentum）（延森 ， 2010/2012:79-85） 。 因而 ， 人与媒介物构成为“行动者的联合”（Latour,1994） ， 同时 ， 它们也是互构的 ， 即当人能动地改造媒介物时 ， 也被媒介物改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