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丹 | 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 二 )
就媒介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而言 ， Silverstone(1994）认为中介化伴随大众媒介而生 ， 电视介入家庭 ， 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 进而影响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生活；Livingstone(2009）在论及“一切的中介化时” ， 已经看到“新媒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 且“社会被各种媒介和信息环境大范围地改造” ， 她也认为中介化是“两个相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 ， 中介化“协调人类活动” ， 并且让人理解整个世界和他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语言就是中介化的范例） 。 上述对中介化的论述认为媒介物具有独立性、空间层面上的之间性（in between）与桥接作用 ， 其中介人与人的交往 ， 以及人对世界的经验和理解 。 然而 ， 上述研究强调大众媒介的工具性与独立性 ， 缺乏对传播现场中人的具身化实践的重视（语言就是具身化的） ， 并且没有从媒介技术形态的演化、介入社会生活的多种形态 ， 以及与人的具身关系 ， 来观照人如何通过新兴的媒介技术来展开他们的传播实践 ， 因此 ， 这些研究具有时代局限性 ， 在一定程度上 ， 无法适用于当前（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多重交往角色、多层交往空间与多样交互关系的传播格局 ， 从而无法揭示在智能、连接、感知与交互泛在的新技术环境下 ， 人们如何通过媒介物来展开交往实践 。
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 ， 以及基于此的媒介物的中介化作用 ， 如今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 。 比如 ， 黄旦（2016）认为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 ， 与人合为一体 ， 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孙玮（2016,2018）通过反思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 ， 认为媒介融合正在迈向技术与人的主体层面的融合 ， 交流中的身体呈现出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到智能主体的演变；潘忠党（2014）通过探讨“人们如何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展开他们的生活”这一核心问题 ， 将人通过媒介技术的能动实践视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最为活跃的生活领域”,同时 ， “中介的物和力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中介化的过程“型塑或转换”人的互动和体验 ， 使被连接的双方对中介产生“依赖”……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我们对媒介融合的认识 ， 确认了媒介物的“相对”独立性、中介化的媒介物所具有的“型塑或转换”的力量 ， 及其对人的行动与体验的影响 。 但还未解决的问题是 ， 当媒介物与身体在主体层面融合时 ， 媒介物发挥了怎样的中介化意图？融合时的“型塑或转换”如何发生？媒介物如何塑造人的行动与体验 ， 进而推动信息的生产、传递与社会交往 。
由此 ， 本文将尝试以“身体-媒介物”共生体（symbiosis)(Ihde,2002:93）作为思考的起点 ， 通过引入技术哲学的“技术物的中介化”理论资源 ， 尤其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唐·伊德（Don Ihde）的论述 ， 来描述和分析人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I）展开的具身化实践与传播现象 ， 以此拓展中介化的理论内涵 ， 并揭示：随着万物智联来临 ， 具身化的媒介技术可能产生的结果与影响 。
本文插图
图1 布鲁诺·拉图尔
2作为行动者的媒介物
活生生的身体是人存在、体验与社会交往的基础 。 在传播学领域 ， 媒介与技术是“近义词”（洛根 ， 2010/2012:009） ， 一般而言 ， 一种媒介就是一种工具或技术 。 媒介物是人在具身化的媒介实践中积累的交往经验和知识的体现 ， 是各种与沟通、交往相关的技术的物质性载体 ， 媒介物虽然具身体现为各种新旧技术的演变、集成与物化 ， 但不是对象化、静态的技术物 ， 而是以身体为构造尺度 ， 在人动态的具身化实践中 ， 中介各种交往关系的物质性媒介 。 “身体-媒介物”共生体是指在各种新技术环境下承载、生产与传递信息的物质性载体 ， 是Latour(1994）所言之混合行动者（hybrid actor/actant） 。 媒介具身是人通过媒介物展开的具身化传播实践 。 沿着这些概念的界定 ， 本文寓含着媒介物作为传播实践的主体而非客体对象的推论 ， 媒介具身是“身体-媒介物”共生体的行动 ， 其中既包括人的主体能动 ， 也离不开技术使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