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 六 )

“夏都法”的代表人物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 。 上个世纪50年代 , 他通过对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以及郑州洛达庙等遗址的发掘 , 构建了完整的商代前期文化序列 , 在此基础上开始考虑探索夏文化的问题 。 安金槐反对漫无目的地到处寻找夏文化 , 主张把重点“放在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核心区域 , 特别是应当首先放在文献记载和传说指出的夏王朝都邑所在地以及夏人的重要活动区域” 。 遵循此种思路 , 安金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掘了登封王城岗遗址 , 在这里不仅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城址 , 而且还发现了多件带有“阳城仓器”戳记的战国陶器 , 安金槐据此断定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 , 换言之 , 此地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就是夏文化遗存 。

六十年来 , “夏都法”在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 除了禹都阳城说 , 其他诸如陶寺遗址尧都说、瓦店遗址阳翟说、新砦遗址钧台说、二里头遗址斟寻说 , 以及二里头或偃师商城西亳说 , 在本质上都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 学者们偏爱“夏都法” , 固然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更在于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 , 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 。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 如何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呢?现在有些学者 , 尤其是一般读者 , 都是以殷墟为样板来要求“夏墟”的 , 即必须发现王陵、文字这一类“铁证” , 否则免提夏都 。 但殊不知殷墟是可遇不可求的 , 殷墟模式也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 以“殷墟”来要求“夏墟” , 必然催生夏文化不可知论或夏代非信史论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