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 四 )
夏代的信史地位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认知 。 从传世文献来讲 ， 除了《史记·夏本纪》的系统叙述之外 ， 在《尚书》《左传》《国语》和《诗经》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代的记载 。 在出土文献方面 ，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 ， 王国维就已举出秦公簋和叔夷钟的铭文来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 ， 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著名青铜器豳公盨 ， 铭文开首即说“天命禹敷土 ， 随山濬川” ， 证明最晚在西周中期《尚书·禹贡》里的相关内容已经广为流传 。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 ， 距离夏代尚远 ， 但这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 。 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 ， 其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 。 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 ， 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 。 神话和传说 ， 从本质上讲 ， 其实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 。 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 ， 更容易被“想象” ， 被神话 ， 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 ， 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 ， 无疑是不合适的 。 实际上 ， 史料甄别是古往今来所有历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 司马迁也曾困惑于百家言黄帝的“不雅驯之言” ， 但太史公并没有因噎废食 ， 断然否定黄帝 ， 而是善于裁断 ， “择其言尤雅者”而著成了《五帝本纪》 。 对于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而言 ， 最需要的是一双能够鉴别“历史想象”和“历史记忆”的慧眼 ， 努力区分神话、传说和史实 ， 寻找神话和传说中的“真实素地” 。 如果以当时的文字证据作为信史的唯一标准 ， 看似严谨科学 ， 实际上是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叙述 ， 贬低了历史文献的应有价值 ， 也失去了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应有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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