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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美国全球史书写中的中国——以其中有关明清史的叙述为例( 六 )

老年中国历史史书明清时期全球通史叙述明清史


一定会有人问,这些全球通史呈现的明清时期中国历史面貌难道不是事实吗?明清时期的中国难道不是闭关保守、缺乏变革,并因为没有跟上西方的发展步伐而导致最终在与西方的冲突中彻底失败了吗?这些后见之明看似有道理,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观点其实是包括此类全球通史著作在内的大量东西方历史著作的影响结果,而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近六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19世纪前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社会管理、政治制度还是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各方面,即使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也并不落后。其次,与包括欧洲在内的诸多地区和文明相比,中国也并不闭关保守,一方面明清两代一直存在官方或私商的对外贸易,自从葡萄牙东来后,中国和欧洲的贸易从未间断过,而且贸易规模和频率均逐渐提升,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甚至是推动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另一方面,从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直到嘉庆年间,一直有欧洲传教士在华传教,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技传入中国,并将大量的中国信息传回欧洲,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和欧洲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中国在许多方面是欧洲借鉴、学习、模仿的对象。设想一下,如果在16—19世纪中国派遣一批佛教、道教僧侣到欧洲去传教,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他们恐怕很大概率会被禁止。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文化上当时的中国其实更有包容性。最后,我们有必要强调的是,欧洲的科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等近代性,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当然有欧洲自身的文化传统因素,同时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各文明的贡献,把近代人类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是过于简单、过于草率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如果以人类近代历史单线发展的进步史观,即以欧洲历史发展为标准来呈现和评判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则塑造出来的中国历史形象会与历史本来面貌存在巨大的偏差。全球通史的历史书写范式有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动机,我们把本文讨论的五部全球通史著作与19世纪欧洲很多历史著作对比,可以看出其对欧洲中心论历史书写已有较大的颠覆,而且将这五部全球通史著作做比较,欧洲中心观念有逐渐减弱的趋向。但整体而言,这些著作仍有着较强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洲区域的叙述中,仍可看出明显的欧洲标准和西方立场。将15世纪以来的人类各区域历史整合到一个全球历史的框架中,还是需要在对各区域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的基础上,回到历史情境中,注重时人的感受和看法,简单地用一种后世成败的标准来衡量各区域发展的历史,不仅不公平,也无法呈现更为客观的历史面貌,更无助于全球史书写的一项重要目标的达成,即构建人类认同。
以不同区域、不同文明间的互联、互动为侧重的全球史书写,除了会导致各区域、各文明内部发展的历史内容被忽视、被掩盖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对历史人物的忽视。康拉德认为:“那些针对特定主体的概览以及对长时段问题的研究,往往在描述大规模进程时忽略人的存在,好似人类个体未曾参与其中。历史学家在解释宏大历史进程,探究能将不同地区的历史经验联通起来的诠释模式时,他们选取的分析范畴大都将人的主体性排除在外。”但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历史。人的历史最能触发人的共鸣,最能打动人,因此也最有助于人类的自我认同。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特别是纪传体的历史书写,历史人物均受到特别的重视。然而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些全球通史著作中,都存在严重的见网络而不见人的现象,历史人物在全球史的框架中不占据核心的位置,即使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也往往被一笔带过,我们看不到历史人物的经历、事业,更看不出历史人物 的性格特征,甚至有的连名字都被省略了。例如,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是这样叙述明朝建立的:“汉族的反抗运动在1368年把极受憎恶的蒙古统治者驱逐出去。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反抗领袖占领了蒙古的首都(今北京),宣告了新的明朝的建立。”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名字实在不应被省略。而像李贽、顾宪成、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明清时期大学者,他们的名字几乎在全球通史中找不到,更别说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了。即使与西洋传教士有密切关系的徐光启、李之藻,我们在全球通史著作中也很难找到他们的身影。历史有助于认同的构建,原因之一在于历史有血有肉,讲人物的故事要比讲商品的流通有效得多。而全球通史的叙述则显得如一副干巴巴的骨架一样,没有温度,也就必然缺乏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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