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学界应该从中国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积极开展全球通史的书写工作。中国学者书写的全球通史,也必然会带有偏见和不足。但起码中国历史的内容会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较好的呈现,而且也将为国际学界更为出色的全球通史著作的书写贡献中国的视角。
其实在翻译引进西方全球史著作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梳理西方悠久的世界通史编纂史和传统,介绍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理论和方法,并希望“为我国的世界史理论建设和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沛认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地构建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刘新成先生也认为,作为一种构建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些欧美全球通史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卖得都很好。例如本特利、齐格勒的《新全球史》自2007年中文版出版后,至2015年已经第六次印刷,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更是一版再版,成为学术畅销书。这表明中国读者和知识界对此类全球通史著作的强烈兴趣和认可。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忽视这些全球通史著作中存在的诸如欧洲中心论之类的问题,相反我们更有必要通过批评这些问题来提醒读者,至少这些全球通史所叙述的中国历史的部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另一方面,这一全球通史著作广受欢迎的现象,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读者和知识界对中国传统的世界史书写不够满意呢?中国世界史学界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并不断思考在大量翻译和引进西方全球史著作和理论的同时,如何写出我们自己的更受欢迎的全球通史,不仅赢得中国读者,也能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并受到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读者的欢迎。
美国全球通史均侧重于跨区域、跨国界的互联与互动,这当然是对传统的国别史的一种超越,但全球通史的书写范式一定存在更多的可能。例如,近年来广受欢迎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便是一部真正以人类为主语的全球通史作品。该书不仅完全突破国家、区域等空间、文明和政治框架,梳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脉络,而且尤其关注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从而表现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全球通史应该以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为核心,除了以往全球史所讨论的环境、气候、帝国、战争、疾病、贸易网络、文化交流等方面之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在全球史框架下进一步讨论,例如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特色的保留的问题?国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会彻底消失吗?世界会大同吗?地球共和国会出现吗?起码,联合国的权力需要强化吗?如何在全球史的书写中更多地关注人性?人类的未来有哪些可能性?全球史理论需要更多的哲学 式的探讨,中国学界应该更多地参与其中。而且,全球史原本就是由全球化的现实引发出来的学科,因此其书写也需要更加贴近人类现实,这样才更有助于人类认同的构建,有助于人类协同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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