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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美国全球史书写中的中国——以其中有关明清史的叙述为例( 五 )

老年中国历史史书明清时期全球通史叙述明清史


做横向的跨区域对比的确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但此处的比较显然有一种以欧洲为标准的价值判断,也是以后世的历史结果评判数百年前的社会发展的优劣。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样的对比不仅有失公允,而且缺乏对历史的同情之了解。
斯特恩斯在书中有专门一小节“海外扩张的条件与动机: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分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令人震惊的郑和远征无疾而终,而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相对较差的探险却成了持续500年的欧洲海外扩张和全球统治的开端呢?”作者结论式的观点认为:
西欧国家的精英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推进探险航行和海外扩张。中国的统治者和官僚则没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事实上,他们鉴于许多世纪以来反对游牧民族的斗争,有许多理由把可以用于海外远征的资源用到巩固国内前线中去。像中国历史上以前就经常发生的那样,中国人被引向内部,沉溺于内部的斗争和应付来自中亚的威胁。当中国人撤退的时候,欧洲人则大举向外部发展。这段历史对这两个文明和全人类的后果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这样的分析是否符合历史实情,尚有讨论的余地。尽管作者并未明确地对中国和西方这两种历史发展进程做优劣的评判,但大举海外扩张活动似更具正面意义;中国没有继续郑和航海事业而逐渐转向内部,成为令人遗憾的失策之举。
这些著作也常把中国与日本、伊斯兰地区做对比,但对比的角度是看这些不同地区在与西方交往和接受西方文明方面的不同。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即有两个小节:“伊斯兰和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和“日本和中国的不同道路”。在前者中,作者分析了中国和伊斯兰两个文明在与西方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的几个关键差异,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虽然遭到严重的震撼却存活下来,而中国文明则在国内大变动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力下垮掉了”。后者则分析了日本和中国在19世纪末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其中除了灵活性和人口压力等因素外,最主要一点是19世纪的中国“正经历着周期性的王朝衰落期。政府效率降低,知识生活沉寂,大众骚动不断。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新一轮改朝换代,新王朝也许会进行更有生机的统治。但西方的干涉破坏了这一过程,使改革更为复杂,并导致了各种新的不满情绪,从而最终颠覆了帝国的统治”。这种分析是否有道理,也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中日之间在面对西方势 力时的不同回应也的确需要历史学家的深入对比研究,但中日之对比应该有更为多元的角度,作者仅比较这一方面,潜台词仍是日本道路更为优胜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根本而言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立场。
在对16—19世纪明清历史的叙述中,这些全球通史著作均凸显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内容,中葡关系、中俄关系、中英关系以及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等内容往往占据较多的篇幅,甚至超过对明清历史所有其他方面叙述的篇幅。由于全球史书写侧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互动,因此这种做法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发现,明清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在这些书中基本上都被中西关系遮蔽了。除了简单提及的中日关系之外,在长达四百年的历史中,中西关系被呈现为主导性的双边关系。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而言,这几个世纪的中西关系绝非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其之所以被用较多的篇幅凸显出来,仍是以欧洲中心的立场来做取舍标准的。而且与西方的接触一般被视为是中国的机遇,例如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27章题为“东亚的传统和机遇”,这一章以利玛窦在北京进献自鸣钟为开篇,其实是把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欧洲贸易、宗教与科技视为东亚的重要历史机遇,中国本可以通过开放贸易、接纳基督教和西方科技而顺应历史潮流,但由于“明朝和清朝的皇帝都非常保守,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在一个巨大的农耕社会中保持稳定”,因此错过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而最终导致失败。这一逻辑看似有道理,但也只是后见之明,如果回到历史中去看,一方面明清时期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封闭保守;另一方面起码在16—18世纪这段时间,时人很难看出东来的西方贸易与传教活动是什么机遇,相反与中国贸易,以及通过传教士大量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当时欧洲的机遇。正如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中所说:“历史学家通常认为那时中国人对欧洲思想的态度是傲慢的、不现实的、受旧传统约束的。事实上,它反映了力量平衡的历史现实。西方人总是从中国学到许多而不是中国人从西方学到很多。即使在18世纪,西方的劣势才开始逆转。所以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思想上仍有高度选择性就毫不奇怪。”值得一提的是,阿迈斯托的书是这五部全球通史著作中最晚近出版的,也是唯一叙述了18世纪中国对欧洲启蒙思想有所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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