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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张静︱基于同情的浪漫认同——论雪莱传记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接受( 四 )


文艺研究|张静︱基于同情的浪漫认同——论雪莱传记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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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亚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座的六篇讲演结集出版取名《传记面面观》（Aspects of Biography）
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的结尾处 ， 将莫洛亚的《雪莱传》看作“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的典范 ， 认为这部传记“完全把Shelley一生的史实小说化了（ ， ）而且又化到了恰到好处”[34] ， 希望用它代替中国传统的“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 。 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 ， 不论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 ， 在介绍新传记的文章中都推崇莫洛亚的《雪莱传》 。 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的任美锷在《莫洛亚著传记文学两种》一文中指出 ， 在艰苦抗战的背景下 ， 在倡导建立“健全完美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思想”的同时 ， 要把“史地教育趣味化和大众化” ， 鼓励“新游记和新传记”的创作 ， 而合乎标准的新传记是莫洛亚的作品 ， 在中国尚没有类似作品[35] 。 许君远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认为 ， 建立“民族文学”应该多写“表彰民族英雄”的传记文学 。 而在20世纪新传记的潮流中 ， 特别提到要学习斯特拉奇和莫洛亚的创作 ， 他们“都是从大处着眼 ， 小处入手 ， 从日常生活中把被传者的人格特癖 ， 竭力刻划入微 ， 使读者从小地方获得整个英雄的本色”[36] 。 由此可见 ， 莫洛亚的《雪莱传》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 不仅发生在“雪莱热”的背景下 ， 也应被历史地还原至新传记的译介潮流中 。
二、 浪漫偶像形象的生成：雪莱传记在西方的发展
1935年的《黄钟》杂志上发表了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纯情诗人雪莱》一文 。 事实上 ，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 中文报刊上大量译介了鹤见祐辅的传记作品及讨论新传记的文章 ， 其中的理论观点大多来自斯特拉奇、伍尔芙以及莫洛亚[37] 。 作为《拜伦传》的作者 ， 鹤见祐辅对拜伦和雪莱二人进行了比较 ， 他认为“对于雪莱 ， 女人是有如天使般的憧憬的对象 ， 而对于摆伦（即拜伦——引者注） ， 则是安慰的目的物”[38] 。 钟敬文在鹤见祐辅《拜伦传》中文版序言中强调了这个观点 ， 并进一步指出两人的差异在于雪莱“天真和慈悲” ， 而拜伦却“傲慢而缺少情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 ， 拜仑所遭受的家庭、异性和社会底冷遇及虐待是那么深重 。 但是 ， 他那种过于矫激的行为 ， 总很容易驱使我们底同情和爱 ， 更倾注到像雪莱那样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 。 我们耽爱质朴而不喜欢矫情 。 ”[39]值得注意的是 ， 这段话客观上解释了为什么拜伦的名声在西方要大过雪莱 ， 而当时中国读者对后者的传记兴趣更大 。 那么 ， 雪莱是如何被塑造成“天真率直”的形象的？这要从他在西方的传记历史说起 。
与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名满欧洲的好友拜伦相比 ， 雪莱在去世前并不是一个有很大名声的诗人 。 虽然他创作了许多作品 ， 但大部分在生前不曾出版 。 1822年 ， 未满30岁的诗人突然溺水而亡 ， 这令人震惊 ， 也给他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 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雪莱以及好友在其死后不遗余力地热情介绍[40] ， 为雪莱声名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到了维多利亚时期 ， 英国的出版业发展迅速 ， 诗人的名声随着其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开始逐渐增长 。 当时重要的评论家乔治·吉尔菲兰（George Gilfillan, 1813—1878）、弗朗西斯·汤姆森（Francis Thompson, 1859—1907）、威廉姆·麦克·罗赛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1829—1919）等人开始评论诗人的生平和作品 。 吉尔菲兰称雪莱为“永远的孩子”（eternal child） ， 认为诗人对世界、爱情、友谊等都充满了天真的幻想[41] ， 这成为很多评论家认同的观点 。 汤姆森就认为雪莱是“一个生在成人世界的、被施了魔法的孩子”[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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