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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张静︱基于同情的浪漫认同——论雪莱传记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接受( 二 )


文艺研究|张静︱基于同情的浪漫认同——论雪莱传记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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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遗像》及吴宓：《挽徐志摩君》 ， 《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2月14日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语境下 ， 诗人雪莱作为浪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代表 ， 契合了“五四”新人追求自由解放和浪漫爱情的潮流 ， 为他们追求浪漫的爱情生活提供了仿效资源[9] 。 事实上 ， 与描述这个现象相比 ， 挖掘出这个生成机制背后的来龙去脉更为重要 。 雪莱在现代中国的形象不是天然存在的 ， 虽然诗人大量的抒情诗都不同程度地表达着“自我” ， 但真正使读者了解他的“为人” ， 是经由大量传记作品的译介完成的 。 这些传记作品的传播与20年代起开始倡导的自然主义批评观对传记研究的关注紧密相连 。 随后的三四十年代 ， 众多创作于欧洲不同时期的雪莱传记被翻译或介绍进中国 。 这些不同版本的雪莱传记中 ， 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 1885—1967）1923年出版的《爱俪儿：雪莱传》（Ariel, ou La vie de Shelley ， 以下简称《雪莱传》）[10] 。 这部传记是西方“新传记”创作思潮的代表作 ， 事实上 ， 对《雪莱传》的关注与译介伴随着西方新传记作品和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潮流 。 因此 ， 雪莱传记在中国的译介以及诗人浪漫偶像形象的生成 ， 因多种因素的耦合 ， 成了一个略显复杂的问题 ， 本文将从新传记在中国、雪莱传记在西方的生成以及雪莱传记在中国的接受等三个具有逻辑关系的内容依次展开讨论 。
文艺研究|张静︱基于同情的浪漫认同——论雪莱传记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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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亚1923年出版的《爱俪儿：雪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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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出版的《爱俪儿：雪莱传》英译本
一、传记研究与写作的新视野：新传记观在中国的译介
1922年 ， 文学研究会成员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52期中介绍了法国19世纪自然主义批评家圣伯夫的观点 ， 认为研究作品除了把作家的全部著作都看过外 ， 还“必须进而观察作家的家庭” ， 同时“他所受的世间的影响也须研究”[11] 。 他还在《文学大纲》中指出 ， 圣伯夫的文学批评方法是想建立一种像生物学一样的批评家的科学[12] 。 圣伯夫文艺思想深受孔德实证论的影响 。 为了使文学摆脱古典主义批评的束缚 ， 他主张将实证论应用于文学批评 ， 提倡采用肖像批评和传记批评的方法 。 他指出：“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方面 ， 我觉得没有任何阅读能比写得好的伟人传记更能娱人 ， 更有趣味 ， 更富于各种教益的了 。 ”[13]在他看来 ， 阅读和分析传记是最好的进入批评的途径 。 事实上 ， 圣伯夫主张将作家与作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认识、审查和批评 ， 这不仅是对文学批评科学性的追求 ， 也是对人道主义的认同 ， 更是对作品、作家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确信[14] 。 虽然圣伯夫的理论后来被普鲁斯特批判[15] ， 但正如郑振铎所言 ， “这（圣伯夫的批评方法——引者注）当然是一件很伟大 ， 也许竟是不可能的工作 ， 所以他终于没有成功 。 但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他开创了后来的写实主义的大路 ， 并为泰耐（Taine）的老师 。 至今还有许多人在接踵的用圣皮韦的方法去研究某个文学家 ， 去批评某部作品的”[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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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西谛）：《圣皮韦（Sainte Beuve）的自然主义批评论》 ， 《文学旬刊》第52期 ， 1922年11月
贺麦晓指出 ， 中国传统的批评观念中 ， 对于作者的了解是通过其作品完成的 ， 而在以圣伯夫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批评家手中 ， 关于作者的系统研究则成了独立的科学 。 因此 ， 这种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的读者及批评家来说 ，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 当读者读了报刊上的作品 ， 希望了解作家的思想时 ， 就会产生对传记的需求 。 事实上 ， 这种需求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对作品进行客观的阐释或分析 ， 而是为了增加审美体验 ， 甚至阅读传记也是为了寻找与偶像有关的资源 。 而对当时的批评家来说 ， 赋予批评以科学的权威和客观性显得尤为重要 。 因此 ， 各个文学团体都对自然主义批评家圣伯夫很感兴趣[17] 。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 报刊上大量刊载各种传记作品 ， 而对雪莱传记的译介 ， 便处于这股潮流中 。 胡适曾感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 。 ”[18]郁达夫也坦陈：“经过了二千余年 ， 中国的传记 ， 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 ， 并且还范围日狭 ， 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 ， 歌功颂德 ， 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 ， 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 。 ”[19]这种“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 ， 而成为道德的教条”的传记文学以“英国去世不久的Giles Lytton Strachey ， 法国André Maurois和德国Emil Ludwig的三人”[20]为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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