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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所30岁啦|【学术撷英】杨莉馨 |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 四 )


“学衡派”之所以在形式观上如此一致 ， 同样出自崇尚传统、尊重艺术典范的新人文主义共同立场 。 他们视文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 同时认为文言较之白话更具艺术价值 ， 是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累 ， 在典雅的文学作品中被凝练、加工而创造出来的语言 。 因此 ， “学衡派”以格律写诗、译诗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旧体诗词创作与翻译方面 ，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吴宓于1935年将积存诗歌千余篇集为《吴宓诗集》出版 ， 译诗在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 他认为自己最好的诗作为《壬申岁暮述怀》 ， 其次为《海伦曲》 ， 再者即为《愿君长忆我》（Remember）及《古决绝辞》（Abebgation） 。 [12] 前两首为自创 ， 后两首则为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作的中译 ， 可见吴宓是将这两首诗视为自己译诗的代表作的 。 《愿君常忆我》为罗塞蒂与恋人决绝后不久所作 ， 细腻地表达了诗人对心上人的复杂情愫 ， 感情真挚 。 吴宓以五言古体译出 ， 十四句中用了两组韵脚 ， 显得格律整齐而又朗朗上口 。 译者同时巧妙地运用了叠音字和中国传统诗歌的常见意象如“黄泉”、“白首”、“寸心”等 ， 强化了乐感与读者的亲切感 ， 给人以一首清丽的六朝乐府民歌的印象 。 《古决绝辞》同样采用五言形式 ， 两行一句 ， 共十四句 ， 与原诗十四行对应 。 译诗每句十个音节又与原诗每行十个音节相同 ， 既有民歌韵味 ， 又有古雅的骚体诗风 。 再如吴宓在第9期翻译英国作家温妮弗莱德·M.莱慈（Winifred M. Letts）一战期间脍炙人口的名诗The Spires of Oxford的《牛津尖塔》为五言格律诗；顾谦吉所译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我唱樱桃熟》（Cherry-Ripe） ， 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下谷牧童歌》（The Shepherd Boy Singing in the Valley of Humilation）均为五言格律诗 ， 丁尼生的《角声回音》则用了七言格律诗（《学衡》第41期） 。 杨葆昌翻译的拜伦长诗《王孙哈鲁纪游诗》亦采用五言格律 ， 每首16句 ， 80字 。 全诗118首 ， 通体一贯 。 吴宓盛赞其译作 ， 认为是翻译界的“伟举” ， 译笔“曲折能达原意 ， 而又流畅 ， 富生动之气韵”（《学衡第68期》 。
《学衡》在第47期又整体推出了留法学者李思纯翻译的法兰西诗选《仙河集》 ， 含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诗人拉封丹、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缪塞、戈蒂耶、波德莱尔、魏尔伦、瓦雷里等的68首诗 ，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早期极为罕见的一次大规模法语诗歌集中推介 。 作为刊物主编的吴宓之所以给予《仙河集》如此宝贵的版面 ， 同样因为李思纯与吴宓等相近的诗学主张 。 在《仙河集自序》中论及诗歌翻译体式时 ， 李思纯概括“近人译诗有三式；（一）曰马君武式 ， 以格律谨严之近体译之 。 ……（二）曰苏玄瑛式 ， 以格律较疏之古体译之 。 ……（三）曰胡适式 ， 则以白话直译 ， 尽弛格律是也 。 ”认为“马式过重汉文格律 ， 而轻视欧文辞义 。 胡式过重欧文辞义 ， 而轻视汉文格律 。 惟苏式译诗 ， 格律较疏 ， 则原作之辞义皆达” ， 自陈选择的是苏曼殊式的译法 ， 以达成“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目标 。 此外 ， 吴宓还在译文《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第63期）的按语中 ， 借瓦雷里之口再度申说了重视格律的形式观：“文学中之规律尤不可不遵守 。 规律乃所以助成天才 ， 不可比于枷锁 。 今世之无韵自由诗 ， 但求破坏规律 ， 脱除束缚 ， 直与作诗之正法背道而驰 ， 所得者不能谓之诗也云云 。 今节译韦拉里氏此篇中所论关于原理之处 ， 以资考镜 ， 吾国之效颦西方自然的创作及无韵自由诗者 ， 亦可废然返矣 。 ”瓦雷里的诗论 ， 同样成为“学衡派”强调理智、心性与节律的西方资源 。
四
一诗多译
一诗由多人翻译 ， 彼此切磋 ， 以供读者欣赏对照 ， 构成了《学衡》诗歌翻译的又一显著特点 ， 显示出“学衡派”在对诗无达估这一特点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 对诗歌翻译技巧的执着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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