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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所30岁啦|【学术撷英】杨莉馨 |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 二 )


在新人文主义影响下 ， “学衡派”拥有了高度一致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 体现出明确的精英意识与古典倾向 ， 重视文学的理性品格与形式规范 。 在《学衡》第1期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中 ， 梅光迪立场鲜明地批驳了陈独秀的文化-文学进化观 ， 高度评价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阿诺德等的作品 ， 而反对卢梭、雨果、托尔斯泰、易卜生与萧伯纳 。 胡先骕在第1、2期亦连载了长文《评<尝试集>》 ， 声势凌厉地对胡适白话诗集《尝试集》进行了驳难 。 在《论批评家之责任》（第3期）中 ， 他提出文学批评家需要拥有的素质一为道德 ， 二为博学 ， 并开具了合格的批评家需要掌握的中西名著书单 ， 西方作家包括荷马、希腊三大悲剧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西塞罗、但丁以来各时代的经典作家 。 《学衡》第31期上刊登的《文学之标准》长文 ， 是胡先骕系统表达关于西洋文学看法的代表作 。 他认为在法国自浪漫主义文学盛行以来 ， 古典文学时代精洁严峻的标准全被破坏 ， 卢梭、雨果正是祸魁 。 随后的象征派戏剧、心理小说走得更远 。 前者不重人物言行 ， 仅重布景的象征 。 后者重在心理分析 ， 而不是人物以言行表现人格、性格 。 他认为这些都违背了艺术的根本原则 。 至于自由诗则走得更远 。 诗在文学中最似音乐 ， 最重节奏、音韵的和谐 。 自由诗把一切都破坏了 ， 遂使现代诗歌成为首尾分行而写的散文 。 吴宓同样对欧美近代以来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深怀不满 ， 在《论新文化运动》（第4期）中写道：“西洋文化中 ， 究以何者为上材 ， 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 ， 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 ， 偏浅卑俗之论 ， 尽反成例 ， 自我作古也 。 ”这亦使得《学衡》同人在大力倡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 亦努力引入西方文学资源以印证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与艺术主张 ， 使得《学衡》的诗歌译介体现出区分“高格”与“下品”之浪漫主义、“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和一诗多译三大特色 。
二
区分“高格”与“下品”之浪漫主义
从文类上看 ， 《学衡》译介的西方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与文论 ， 而诗歌占据最为核心的地位 。 《学衡》诗歌翻译的首要特点为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大力推介 ， 依刊发顺序 ， 主要如下：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赛（Robert Southey）的《布勒林之战》（Battle of Blenheim ， 俞之柏译 ， 第19期） ，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威至威斯佳人处僻地诗》（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 贺麟等8人复译 ， 第39期） ，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角声回音》（Blow ,Bugle,Blow ， 顾谦吉译 ， 第41期）和雪莱（Percy Shelly）的《薛雷云吟》（The Cloud ， 陈铨译 ， 第48期） ， 济慈（John Keats）《无情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 即《无情的妖女》 ， 陈铨译 ， 第54期） ， 彭斯（Robert Burns）的11首名诗（诸人合译 ， 第57期）[5] ， 以及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叙事长诗《王孙哈鲁纪游诗》第3集（Childe Harold ’s Pilgrimage- Canto III ， 即《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 杨葆昌译 ， 第68期） 。
联系前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卢梭的贬斥 ， “学衡派”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大量翻译似乎有所抵牾 。 白璧德终身视卢梭为最大的仇敌 ， 作为“华之白璧德”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亦以反对卢梭为己任 。 但《学衡》同人坚持以道德精神之高洁、艺术品格之高下作为臧否文学作品的标尺 ， 并未对浪漫主义诗歌全盘排斥 ， 从本质上看坚持的正是新人文主义的立场 。 胡先骕认为浪漫主义诗歌有“高格”与“下品”之分 ， 在其长文《评<尝试集>》）中专门讨论了“古学派”与“浪漫主义”艺术观的分野 。 他分析浪漫主义共有的性质是“几不信法律、道德、情爱、忠勇、仁慈诸美德” ， “则为主张绝对之自由 ， 而反对任何之规律 ，尚情感而轻智慧 ， 主偏激而反中庸 ， 且富于妄自尊大之习气也” ， 指出“以抛弃制限之原理之故 ， 彼富于情感之自然主义派 ， 终将非议人类天性中所有较高之美德 ， 与解脱此美德之言词 ， 至最终所剩余者 ， 仅有野蛮之实用主义而已 。 ”因此 ， 他所忧虑的是浪漫主义对欲望的无节制放纵造成的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盛行 。 在他看来 ， 英国的D.H.劳伦斯、美国意象派主将艾米·罗威尔等和中国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是“下品”或“低格”的浪漫主义：“其自居于浪漫派之诗人, 所作亦仅知状观感所接触之物质界之美, 而不能表现超自然之玄悟 。 ”但“浪漫诗亦大有高下之别也” 。 华兹华斯、泰戈尔、白朗宁夫人、丁尼生、艾米莉·勃朗特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则为“高格”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不但曲状自然界之美 ， 且深解人生之意义”、“纯洁高尚若冰雪”、“皆富于出世之玄悟” 。 [7]再如对华兹华斯 ， 吴宓在《威至威斯佳人处僻地诗》即“露西组诗”之一的译文前所加的按语中 ， 承认“其生平与主张 ， 为吾国言新诗及文学革命者所乐道” ， 但又强调了其诗“以清淡质朴胜 。 叙生人真挚之情 ， 写自然幽美之态 ， 是其所长 ， 高旷之胸襟 ， 冲和之天趣 ， 而以简洁明显之词句出之”的特色 ， 指出其诗风与陶渊明、王维与白居易相近 。 所以对于他们心目中“高格的”浪漫主义 ， “学衡派”同样是积极推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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