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当代“精神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地( 九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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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罕山谷，兰加尔的瓦罕女孩。刘子超摄

旅行作为一种方法，要呈现一个地方的人心

新京报：从《午夜降临前抵达》到《沿着季风的方向》，再到《失落的卫星》，有评论说你的《失落的卫星》摆脱了之前的游记风，对这个文体的把控更加驾轻就熟。我觉得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对人物的叙述描写部分会更多、更深入。你怎么看待这本书和此前作品的差异？

刘子超：在这本书里，我会有意识地去找人。许多看似偶然的相遇，实际上背后付出了艰辛。就像你在溪水里钓鱼，鱼咬钩是随机的，但也跟你在哪里下杆有关系。

我渐渐把旅行变成了一种方法，让人物浮现出来，旅行反而退到后面。我想写的是这些人的生存经验，呈现一个地方的人心。要了解历史，你可以在家里看书，而人心只有去了那里才能捕捉。如果旅行文学不能与人相遇，那就是失败的。在前两本书中，会有更多即兴的成分，随机去发现和捕捉。这本书虽然也有很多即兴，但有时为了找到人，也真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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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拉，老城内的居民。刘子超摄

新京报：有的旅行文学更专注于过去，有的更关注现实；有的更关注风景，有的更关注人物。在《失落的卫星》里，你似乎更关注当下的人物，一窥当地的社会风土。这使得这本书有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色彩，也让这本书更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 ，而你以前的书的“私人性”会多一点。你怎么看待旅行文学中的“私人性”和“公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