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当代“精神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地(1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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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的咸海边。刘子超摄

新京报：在你进入“失重的状态”之前，就已经规划好要写旅行文学了吗？

刘子超：2016年，我决定当自由作家，之前只写过一本书。那本书是一种自发性的写作，并不是有意规划的。但到这本《失落的卫星》时，我就开始比较有自觉了。一开始就规划好要写这本书，然后，带着写书的想法去中亚旅行。

新京报：有评论说你是“中国的何伟” ，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

刘子超：我觉得大家这么说，肯定是对我的赞扬，但最好别让何伟知道……其实，我们这一代采访人员或采访人员出身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何伟的影响。何伟的共情能力、观察力令人钦佩。他写一个地方时，总是写当地的普通人，细致入微地观察他们。这一点我认同而且欣赏。

这个称号可能作为宣传的噱头蛮好的，但我自己不会这么说。成为“中国的何伟”很好，但我也想成为中国的奈保尔、海明威或者布鲁斯·查特文。

新京报：你做采访人员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方式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子超：我当了将近10年采访人员，有很多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纯写小说出身的作家有很大不同。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许多年，关注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来打量时代，这些方法论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海明威说，想当作家的话，当几年采访人员挺好的。我就是听了这话后才当采访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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