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当代“精神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地(12) 2010

过去的旅行文学中，很大一部分是写的事实，是考察记录，是文献资料，是情报。现在的旅行文学就不是这样，因为资讯是很容易在网上搜到的，搜不到的是你与当地人的相遇和碰撞，是一个地方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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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咸海的道路。刘子超摄

新京报：你说过去只有西方作家才有权利写别的地方的经验，他们往往带着某种西方视角来书写，你会带着中国视角去写其他地方的经验吗？根据你的理解，这种中国视角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或者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视角？

刘子超：我肯定会带着中国的视角，这就是我去旅行和写作的目的。如果说中国日后会成为一个全球性国家，那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应该身体力行地对世界进行观察和反思吧？没有这些观察和反思形成的厚重积累，怎么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国家呢？

对我来说，中国视角肯定不是民粹的视角、义和团的视角，而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这片土地出生长大、接受教育

（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自我教育）

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底，也有西方文化的浸润。我希望它是开放的、宽容的、人道的、有共情的，就像历史上经过几百年的融合，中国文化终于将佛教文化内化后的那种焕然一新。

做“当代游牧民族” ，要学会“断舍离”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自己是当代的“游牧民族” ，请问该怎么理解这个意象？

刘子超：我觉得有固定职业的人就像农耕民族，朝九晚五，旱涝保收，比较稳定，但不自由。而我这几年的生活方式更像是游牧民族，自由但没有保障，自食其力，冷暖自知。为了靠写作活下来，我做过“断舍离” ，放弃了很多东西。游牧民族也是如此，他们总在移动，因此不可能带着很多东西，只能带那些最重要的上路。他们的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游荡，而是有方向的，从夏牧场到冬牧场，我的旅行也渐渐变得有目的性。与古代游牧民族不同的是，我多了一个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还能与世界保持连接，所以我开玩笑说自己是“当代游牧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