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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笔记 半导体往事：中日韩“三国杀”( 三 )


2003年 ， 索尼为了维持电视机生产 ， 不得不与昔日的小弟三星成立LCD合资公司 。 但主次关系时移世易 ， 三星占股51% ， 索尼占股49% ， CFO由索尼派人担任 ， 主持全面工作的CEO则是三星人 。
《经济学人》在一篇文章中揭示了三星成功的秘密——韩国政府的扶持计划 。 庞大的资源集中在少数财团 ， 它们可以迅速进入资本密集的半导体工业 ， 克服生产初期巨大的财务损失并最终盈利 。
三
在韩国弯道超车时 ， 漂亮起跑的中国却在半导体竞赛的起跑线不远处原地踏步 。
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是 ， 作为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 ， 北京电子管厂第一个十年（1956-1965）的平均年利润为4300万元 ， 第二个十年（1966-1975）的平均年利润降为3700万元 ， 第三个十年（1976-1985）的平均年利润进一步降为1800万元 。
经济史笔记 半导体往事：中日韩“三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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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酒仙桥的北京电子管厂
原因很简单——在生产成本和人员负担不断膨胀的同时 ， 工厂的生产能力基本没变 ， 从1956年建成投产到改革开放之初 ， 唯一的基建是1958年建成的802厂房 。
1991年春节前 ， 被连续亏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厂长张红飚 ， 给国务院主管工业的副总理邹家华写了一封求救信 。 到了5月份 ， 北京市电子办主任陆守群突然找到张红飚谈话 ， 问他为什么给领导写信 。 原来 ， 邹家华把张红飚的信批给了北京市长陈希同 ， 市长又批给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吴仪 ， 副市长又批给了经委主任 ， 经委主任又批给了陆守群 。 结束谈话时 ， 陆主任在报告上又添了一句话：“退还张红飚厂长 。 ”求救信绕了一圈又回到写信人手上 ， 表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
1992年底 ， 北京市任命35岁的王东升为厂长 ， 希望年轻人冲一冲 ， 带领企业“活下来” 。
经济史笔记 半导体往事：中日韩“三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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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东升的折腾下 ， 1997年6月 ， 企业在深圳证交所上市 ， 取名“东方电子”（后改名“京东方”） 。 消息传来 ， 厂里沸腾了 ， 一些老领导说：“这帮人还真能‘骗’ 。 ”
圈到钱后的王东升在当年的集团年中工作会上提出了奋斗目标：用10至15年 ， 把京东方建成中国的三星 。
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目标 ， 因为京东方没有支撑目标的主营业务 。 经过三年的摸索 ， 2000年京东方把LCD液晶显示器确定为进入目标 。
当时 ， 液晶显示器正处在替代传统显像管的前夜 。 仅仅几年之后 ， 这个替代就像风暴一样席卷中国 ， 咸阳彩虹、河南安彩等赫赫有名的显像管企业一个个轰然倒地 。 中国花了20年时间发展起来的显像管工业被一扫而空 ， 而庞大的中国彩电工业也突然回到必须依靠进口显示器才能生产的地步 。 液晶显示器屡遭“卡脖子” ， 使其重要性被国内各方所认识 。
经济史笔记 半导体往事：中日韩“三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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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入存储芯片在三星引发的争议如出一辙 ， 进军LCD工业也在京东方引发了强烈反对 。 在领导班子会议上 ， 除了王东升 ， 其他人都不同意 。
当时的京东方只是一个刚刚扭亏为盈的边缘企业 ， 进军LCD工业 ， 就像蚂蚁想绊倒大象 。 LCD竞争所需的投资远远超过京东方可以筹措的 ， 这个市场的剧烈周期波动在任何一个波谷都足以吞噬京东方 。
不少高管建议转做房地产 ， 做东方电子不如做东方花园 。 但王东升说 ， 我们是搞工业起家的 ， 如果连我们这些人也去做房地产 ， 那中国谁来搞工业？
一把手决定进入之后 ， 主要问题就是怎么进入 。 那时LCD已经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 ， 率先进入的日韩企业已经形成先发优势 ， 专利和技术壁垒一大堆 ， 靠国内从基础开始自主研发速度太慢 。
2001年 ， 机会出现了：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要出售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 现代因为过度扩张陷入困境 ， 它牵头的朝韩交流合作项目——朝鲜金刚山观光、开城工业园区、朝韩铁路和公路等一直亏损 ， 不得不“舍弃式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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