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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 四 )


澎湃新闻：像快手这些平台上的内容，有许多不同阶层生活的展现，可否视为不同阶层开始发展出自己讲述的方式？这些平台有没有可能重新塑造他们的身份和阶级认同？
项飙：这个我没有做过研究，凭我的印象说，快手的视频直观地表现身边发生的事情，展现的东西当然和城市中产的品味有一定的区别，但最后要表达的事情，跟主流价值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对好的生活的想象还是认为大家都要有车有房，并没有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有重大的反思或者提问。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们跟主流的想法是比较一致的。
现在滴滴司机、快递小哥这些群体，他们内部有很多相似性，但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共同的阶层，我比较怀疑。像快递小哥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阶层，他们进来就是搞几年，最后的目标也是要买房买车。所以如果只是通过这种社交媒体上的互相映照，我觉得是很难形成那种群体意识的，更不要说阶级意识了。但这个要做实证研究。
总的来讲，21世纪要讨论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能还是新型福利国家的问题，有没有可能重新创造全民福利，也就是不通过阶级分化斗争推进福利，而通过公民权加高科技来实现普惠。比方说现在讲的基本工资（Basic Income）制度。全球疫情其实把这个问题空前尖锐地提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未来社会会怎样重组？会不会靠我们说的附近居住的邻近性来组织？也不一定按照原来我们群体、阶级的想法。
澎湃新闻：如果把“社会人”这个群体放在全球的语境下面，他们是什么样的存在，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情况？
项飙：这样的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数量是很大的。中国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底线相对高一些。中国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让现在年轻一代的父辈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可以帮他们兜底。另外，2003年后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五险一金、医保等都在推进，这样国家也有一个托底的作用。当然国家的福利铺得比较广，但是每个人享受到的很有限。家庭转移支付比国家福利的作用更重要。
所以在中国“社会人”真正赤贫的状况是很少的，甚至父母可以帮他们买房，给一点钱支持他们创业。
另一个角度，是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然后看这个人群在中国的角色。 原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很需要这群人维持的。但中国现在制造业对劳工的需求量在逐渐缩小，未来会更依赖机器甚至人工智能，那么这群人今后慢慢不再是世界工厂里不可或缺的劳动者了，他们会更多作为一个消费大国的消费者出现。他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平均消费能力较低的消费群体。像三和大神，他们其实也就一半时间在工作，另一半时间是在消费，玩游戏、抖音，这些都已经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消费。
长期来看，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角色转变不一定是坏事。社会生产能力提高之后，消费应该是在生活上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像教育、养老，这些都是消费，从现在看来今后发展空间也很大，需要很大的人力投入。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消费主义的兴起。把人从生产中解放出来之后，大家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在社会共同体中，去关爱其他人，或者重新反思跟自然的关系，而是在做消费的狂欢。 网红、直播，对商品、牌子分析得非常细微 ，最后生活就是购物，生活的意义最后转化成了一个消费行为。
『项飙』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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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消费、网购在带来很大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网购是极其消耗能源的，全世界10%的电是互联网消耗的，网络直播的耗电量更高。然后任何一个东西，小到一杯咖啡、一杯茶，都可以有人给你送过来，要包装、运输，消耗的能源是很大的。 我不是在提倡要重新生产化，但现在这种奇怪的消费主义，我希望能够扭转。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构造一个新的环境？中国历史上很多农村基层慈善性的机制，都是看到自己附近的人有需求，相互帮忙，想办法解决，这样发展出来的。但现在这些“附近”正在消失。那我们现在在农村地区，是否可以重构农村社区，鼓励社会性养老；教育方面，是否能够办小的、分散的、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现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按现在的技术条件，全国有一个数学老师就够了，大家上网课。但是这能培养人吗？这和你一个老师面对五个学生，在一个房间里讨论，效果能一样吗？牛津大学800年来就是靠一对一的导师制才培养了那些有贡献的人的。为什么不能有牛津式的乡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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