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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 二 )


另外，有了微信等社交媒体之后，他们跟其他在国外的中国打工人员联系加强，更容易发展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关系，例如临时夫妻、性伴侣这样的关系增加了。社交媒体没有打破他们跟当地社会的区隔，他们还是很孤立，但是增加了他们跟同在异国的中国打工人员之间的交往，也增加了彼此信息的交流，例如了解哪个企业工资更高。这增加他们了私逃的可能性。从中介的角度，他会觉得这些因素让他们管理难度增加，所以更要想办法强化劳工管控。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一直是关于流动。1990年代浙江村的流动似乎是一个比较生猛的力量，这些人自发性地流动到北京，建立了这样一个社区。但现在到东北的这个研究，看到的是流动后面很秩序化的东西。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项飙：原来浙江村里有很强的自发秩序，他是通过亲戚关系关联起来的。为什么里面的服装制造业发展那么快，多少年拆不掉赶不走，就是因为内部有很强的关系网络。所以他们的流动是非常理性的，知道这里有机会，就把家里人一个带一个，过来一起干，最后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产业。虽然这种网络不是成建制的，但不是分散的，而是像河流一样，有自己的内在秩序。
浙江村跟东北的跨国移民不能完全拿来比较，因为浙江村是国内移民，东北是国际移民。今天的国内流动里，还是有一点那样人带人的关系。但总的来说，现在老百姓在乡土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变得很不重要了。通过商业操作而形成的社会秩序越来越重要，整个秩序更正规化、行政化了。
今天国内的流动，劳务派遣公司作用也是越来越大。原来我们1990年代初到东莞调查，老乡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但2008年以后，劳务派遣成了非常大的一块。相比老乡关系，劳务派遣显然更加正式。从社会学人类学看来，正规化就意味着一种僵化的不平等和潜在的剥削关系。这种正规化把很多不正规的行为，放在一个正规化的形式下，但又没有允许其他社会关系进来。
原来老乡圈在工厂里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力量。如果在工厂出了事什么，老乡圈里的工人可以互相帮助。当然老乡圈之间，例如广西的、湖北的、湖南的，可能也会矛盾冲突，这负面的效果，但正面效果是确实对个体有一点保护作用。但正规化之后，在国内派遣公司或者国外劳务输出公司的链条下，工人都变得非常个体化。
移民网络也是，原来是连锁式流动，老乡一个带一个。这个情况现在基本没有了，中介故意不找亲戚在日本的，就是要打断这个连锁，这样流动人口就变得比较容易控制，就成为了孤立的个体。
澎湃新闻：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变得更加弱势了？
项飙：是的，个人在社会行动意义上是更加弱势了。当然总体上讲，老百姓物质生活确实有所改善，这也跟国内福利制度的推进有关系。劳工被保护的力度增加了，因为国家管制下，中介链也要给予保护，但劳工的自我保护的能力是下降了 。
比方说，现在的控制可能是通过表面上看非常正规化的商业合同，有纠纷的时候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但在真实世界中，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法律程序对普通劳务人员造成的心理压力、精神压力有的时候会比行政手段大得多。我讲一个例子，有个劳务人员在日本受不了她的工作，“私逃”了。中介要打官司罚她的钱，窗口公司在长春，所以在长春开庭，但离她在农村的家很远。每次开庭她父亲和她要花两百块钱租车跑到长春，人生地不熟，在法庭上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听不懂窗口公司的律师在说什么。这给劳务人员造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去她家的时候，她父亲一直低着头唉声叹气，说这官司是输定了的，肯定要赔死了。
所以现在越来越正规化的趋势，更多地用商业合同、法律程序，这看起来是好的。但我们也要问，这对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不一定意味着更加透明化。这可能对老百姓来说变得更可怕，因为那些优势权力转化成了一种合法的手段，让你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原来用行政权力在村里还有一定的商量余地，就是说你看看我们家是什么情况，现在要去长春根本没有人管这些，法院的人也不知道你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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