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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 三 )


“社会人”与极端消费主义困境
澎湃新闻： 你研究的东北劳务移民的主体，基本是你称之为“社会人”的人群，类似于Guy Standing提出的precariat“流众”，也即一个结合“不稳定”和“无产者”两个词的概念，用以形容工作和生活非常不稳定的、没有稳定保障的人。“社会人”和“流众”两者可以划等号吗？
项飙：在客观指标上，例如短工化、没有社会保障，“社会人”跟“流众”很像，但是如果我们看他们的主观意识，他们和主流社会的关系，两者很不一样。“社会人”这个概念，实际上不是我提出来的词，而是老百姓在用的词，他们用的时候显然是觉得这些人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是比较边缘的人群。“社会人”定义的核心不是收入水平，而是跟体制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例如，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职业规划。
西方precariat的概念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说，后福特之后，国家福利大规模减缩，过度市场化、自由化，原来工人很好的福利被消解，让这些人感到非常不稳定、不安全。他是国家政治变化的一个产物。所以西方的流众会有Occupy这些运动，变成政治上非常活跃的群体。
中国“社会人”群体的发展，背后有两条线，一个是从劳工关系、制度上来说，就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中国1990年代末改制之后提出“灵活就业”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非正式就业，打短工。2008年以后，劳务派遣合法化，等于把灵活就业、不稳定就业制度化了。劳务派遣的增长也是爆炸性的，现在很多事业单位里也是用劳务派遣的方式来雇佣员工的。
『项飙』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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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公司门口摆着很多行李箱。 视觉中国 资料 另一个是从经济结构来讲，原来大型的、有组织的国有企业退出主流，逐步转化为分散的、碎片化的、不稳定的，以服务业、平台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网店等形式的电子商务兴起，经济变得非常分散化。这些都是社会人就业的依托。
但中国的情况跟西方不一样的是，对于“社会人”来说，现在物质生活上比以前增长了，总的来说他们对国家还挺感谢的。他们不像流众，他也不明白这种要Occupy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
澎湃新闻：这个群体好像不太能嵌入原本对社会阶级的想象，这对中国社会阶层的讨论会不会带来新的变化？
项飙：“社会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没有一个很强的阶级意识。中国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不管有钱没钱的人，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看的娱乐节目、享受的这套象征体系、对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认知，跟其他阶层有很强的同构性。他们不会根据自己在物质生产系统里的位置给自己确定一个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跟着大众消费的潮流走的。这跟社交媒体是有关系的，大家享受的文化消费是很一致的，特别是年轻一代。因此虽然经济上不同构，但在意识形态上是比较同构的。
在中国，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常常被视为一个当然的事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有差别，认为如果你去报复这种差别，那是傻子。大家总觉得这个差别是一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大家要在这个游戏里继续一起在玩，但对游戏规则本身不会提出很多质疑。大家说自己是屌丝，觉得很丧，这表现的是对自己经济地位的认识，但又觉得这个体系是不能改变的。
而且我们把不同的职业、生活方式放在同一个鄙视链里，等于把这些差别放在了一个等级下面，背后的逻辑就是大家要共享同一个追求的目标和梦想。例如大家都要结婚，所以产生了剩女的话语，你不跟着大家的潮流来，大家就会鄙视，而且这种鄙视有时候是通过强制性的关爱表现出来，让你更加痛苦。
“社会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大家认为他们很边缘。这也是主观意识形态和事实之间的断裂。真正符合大家想象的所谓“主流”生活方式的人是非常少的，但就是所有人都在共享这个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可能80%的人是边缘，20%的人是主流。那80%的人发展不出自己的一套想象、自己的话语，来讲述自己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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