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
近几个月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使得人口流动的意义以前所未有方式凸显出来。靠控制人口流动来控制疫情具有极大的社会成本，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认为，因为“流动不仅仅是一个附生的人类行为，其实它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基础，以及社会怎么组织起来重要线索。”“可以说人类社会是被流动挟持了” 。从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和硕士时开始，“流动”就成为了项飙关注的中心。他见证了他的浙江老乡们不远千里辗转到首都北京，在城市的边缘落地生根，抱团取暖，在北京发展出规模庞大的浙江村。博士期间远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后，他把目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开始研究跨国的印度技术劳工，“毫无顾忌地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根据这项研究写成的著作《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Global "Body Shopping"：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在2008年获得了重要的人类学研究奖项安东尼利兹奖（Anthony Leeds Prize）。他目前着手写作的新著延续“流动”主题，以东北跨国劳工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跨国移民过程中的秩序建立。
2003年，还在写《全球“猎身”》的博士论文的项飙去国际移民组织做短期研究工作，他注意到欧洲新出现了不少来自中国东北的移民。当时中国东北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1990年代东北国企改制，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失去了他们原有的“铁饭碗”，开始往外寻求工作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务输出管制从90年代开始放开。2002年起，中国政府允许私营公司搞劳务输出。2004年开始，项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对东北跨国劳务输出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大部分的东北跨国劳务人员实际上并非去往欧洲，而是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不同于人们的一般印象，他们的流动也并非非法和无序，而是在一套复杂中介链的严密操作下有序地流动。他称这套使个体劳工“被流动”的政策制度设计为人口流动的“基础设施”。
这项关于跨国劳工移民的研究揭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情景——在今日的世界，“流动”看似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正规，但这些流动网络之下，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复杂性：不仅有作为推手的资本，还有国家权力更灵活、更有效地延伸，而身处其中的跨国劳工在流动正规化的同时，也吊诡地变得更加孤立。 访谈的下半部分，项飙谈到了90年代以来劳务流动中个体的变迁、在中国人数众多却边缘化的“社会人”群体、极端消费主义的困境以及疫情之下“流动”和“边界”的重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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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2016年在香港大学做讲座。受访者供图。 流动中的个体变迁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从2004年持续到2018年，这十几年来出国的东北劳务人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项飙：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出国的吸引力下降了，因为中国工资收入水平快速上升时，海外打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上升。
但这是有起伏的。2016年后中央再次提出“去产能”，引起新一轮的对有污染的、能源消耗型企业的关闭。同时农业部又提出农村土地确权的问题，这为土地转包提供了有利条件，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同时，农产品价格下降。这些因素导致了小规模经营的人更无利可图，只有大型的、有能力搞规模经营的稍微好一些，所以很多人把土地转包给了经营大户。这就出现了新一波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2016年日元升值，一下子大家又都想去日本打工了。所以在2016年前后重新有了一波出国的热情，招工也变得比较容易。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劳务人员出国的经济动机减弱了，对于雇主而言，他们私逃的风险增加了。原来出国主要是为了赚钱，拿到钱就可以。钱对现在很多出国人员已经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有一些人出国是为了看看世界、多些经历等，如果工作不愉快他们可能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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