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队』北京医疗队的武汉65日 10个故事( 四 )
“重症病人需要更高级别的支持治疗。在我们病区，至少有五六位患者口唇紫绀、说话断续，有明显呼吸窘迫，需要气管插管。”王峰介绍。然而，用来应对常规情况的医院ICU，一时没有那么多床位；一些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转运过程存在风险。两种因素，让很多病人无法上机。
三个病区很快迎来收治峰值。2月6日，北京医疗队在院患者达到140人，床位接近满员。
一个病区近50人，有时，李艳觉得查房查不到尽头。人多、病重，患者大多焦虑不安，需要大夫抚慰的，除了身体还有心灵。走到病床前，她除了思考治疗方案，还要回应患者的各类问题，往往上一秒还在考虑用药，下一秒就要切换“频道”，思考如何安慰、说服、劝诫患者。常规情况，医生查房到中午就能结束，在隔离区，时间有时会延长一倍。
后来，她尝试调整查房策略。先从最重的患者查起——他们需要更多的专业思考。等完成这些，她心中的大石头放下，可以更轻松地为较轻患者查房，有余力做更多的人文关怀。
很快地，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
2月12日，根据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北京医疗队在每个病区装上了2台有创呼吸机。张黎明所在的10楼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接受了插管治疗。
“在普通病房里做气管插管，医护是要承担压力的，无论是工作强度还是防护风险。但是大家扛住了压力，没有人抱怨，我觉得非常欣慰。”李艳说。
看护插管患者，工作量数倍于普通患者。张黎明介绍，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ICU床护比是1：3，加上隔离病房内护士无法工作8个小时，后者所需要的护士还要翻倍。医生们同样如此，对一名普通患者的查房，数分钟就能完成，进入插管患者的病房，往往一待就是半个小时。
然而，无论是张黎明还是陆非平、王峰，得知有创呼吸机要来之后，第一感觉都是“心里踏实了”。
“就像战士手里有了武器。”陆非平说。
5 小心维持的谎言
贾明试图像17年前一样，对父母隐瞒自己上前线的消息。
没想到这一次，小心翼翼维持“谎言”的不止他，还有父母。
在与新冠病毒的角力中，一个月过去了。北京安贞医院ICU医生贾明，本以为自己会像17年前那样，对父母隐瞒得“天衣无缝”。
援助任务来的很突然。1月27日下午，医疗队集合出发，贾明中午才收到消息。行李都来不及好好收拾，却没忘记叮嘱儿子：如果爷爷奶奶问起来，千万不要泄露自己去武汉的消息。
北京医疗队中，不少医生和护士曾在一线抗击SARS，贾明是其中之一。贾明眼中的母亲感性、爱操心，贾明不愿意增添她的担忧。SARS期间，身在前线的他，对母亲坚称自己只是在后方待命。两周后任务结束，母亲下楼接他，才知道他去了哪儿，眼泪当即就掉下来。
这一个月，在父母尝试“拷问”孙子，想问出准话的同时，贾明在武汉小心翼翼地维持“谎言”。他说自己是专家组成员，不直接接诊，但需要参与调研和指导，不能回家。
他按照平日的频率给父母打问候电话，不敢更多、也不敢更少；为了防止被父母发现，贾明甚至连白天的电视采访都拒掉了。
3月上旬，贾明接受了一期深夜档期的电视采访。这个时间点，父母一般已经休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新闻回放，他的脸出现在二老面前。
这一次，老人们并没有吱声。
直到后来，贾明与表妹通电话，叮嘱她别暴露自己的去向，对方惊讶回道：“他们早在电视上看到了。”贾明这才明白过来。挂了这头，赶紧给母亲打过去，张了口“先发制人”：“妈，我电视上表现还不错吧？”双方这才“敞开天窗说亮话”。
3月7日，贾明收到父母写的一封信。
“可能害怕我们惦记，你们都瞒着我们。爸妈知道，这次疫情是国家一个大难，每个人都应贡献力量，你能亲自上战场，我们很高兴，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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