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队』北京医疗队的武汉65日 10个故事( 三 )
“拖太久了。当时武汉床位紧张，第一批入院患者，基本都在院外等待了很久，许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再加上病毒性肺炎缺乏特效药，治疗手段有限，人们对新发疾病的认识也不够。”陆非平说。
2月上旬的一天，王维在病区中查房，隔壁病房一位患者突然倒在卫生间。他和三位工作人员冲过去，将患者从窄小的门内搬运出来，赶紧进行抢救。之后的40分钟，患者心跳一度稳定，但瞳孔已开始散大，最终未能救回。这边刚忙完，病区里另一位患者又突然去世。
“当时说过与患者保持距离，不要过度接触。抢救完后发现自己衣冠不整，手套也脱下来了，顾不上这些。”王维回忆：“看到人没了，就觉得无力，焦虑，恐惧，每天上班都可能有患者死亡，有些束手无策。”
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来时已经病重，接受药物和给氧治疗，住院没超过一周，某天夜里血氧突然下降。王峰刚接班就开始抢救，胸外按压、球囊辅助通气，用尽了办法，仍没能救回。
特殊时期，无人进隔离区搬运遗体。王峰和搭班的三位同事将老人抬起来，慢慢往门口走。老人的病房在护士站的里侧，离出口大约三十米。王峰穿着隔离服，喘着粗气，他像对待一个活人那样小心地对待遗体。手中的触感僵硬，王峰内心难过极了。
作为医生，王峰见惯生死，第一次觉得死亡如此沉重。
“人类在很多疾病面前束手无策，比如晚期肿瘤。但那些疾病往往持续了很久，给人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没法这样去看待新冠肺炎，这些患者一两个月前还在正常生活，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突然就疾风骤雨，家破人亡。”王峰说。
在严重的病情面前，医生们决定背水一战。
陆非平今年58岁，是医疗队中的“老人”。在同事们的印象里，只要来了病人，他冲得比谁都快。情况最严峻时，他在隔离病房待上三四个小时，查完一轮房，觉得心里不踏实，会反复回到重病患者的床前，有时，一个房间要来上四五次。
臧学峰数过宁辰的呼吸。宁辰入院时即病重，正常人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她在吸氧状态下，血氧也只有80%，严重呼吸衰竭。正常人的呼吸频率，一分钟在20次上下，宁辰达到了40-60次。
看着宁辰扶着床栏、接近濒死状态地喘气，臧学峰拼命思考怎样才能救下她。他尝试教她正确的呼吸方式，但宁辰无法自控；他把病房内所有能用的给氧设备都想了一遍，经鼻高流量外再套上一个储氧面罩，试图让宁辰能吸入哪怕多一点的氧气。
他学会了有些“浮夸”的说话方式：见到一个患者，就大声告诉他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家，这个病见多了，好治！”直到对方的眼里亮起希望的小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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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北京医疗队医生与专家讨论病人病例。摄影/新京报采访人员 陶冉
4 漫长的“查房”
从病房出来，看着长长的走廊，李艳一度觉得查房是一件完不成的事。
全部病区开放后的第三天，北京医疗队收治患者达140人，接近峰值。6台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普通病房里的医生们，干起了ICU的活儿。
武汉协和西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张勇，一度觉得自己被人“挥着鞭子”。他与北京朝阳医院医生张黎明共同负责10层病区。两人颇有一些缘分，张勇的爱人也是医生，曾是张黎明的学生。
这些年，学生一直想联系老师，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聚。
山东人张黎明性格随和，一口方言混合了山东各地口音，很有些幽默，张勇却有点“怵”他。北京医疗队收治的患者中，绝大多数为重症及危重症者，对部分患者而言，常规支持治疗显得不够。
有患者病情加重，张黎明就催张勇去联系医院ICU；床位不够，就催张勇快点去弄机器。“每天被他‘拿着鞭子’在身后抽。他说，能弄来机器我就能插管，尽可能多弄。机器还没到，已经开始设计怎么安排人手了。”张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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