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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先生书房(来源:网络)
南都:您的书蛮多人愿意看,这证明其中的某些东西对人类的心灵是有永恒的吸引力的。
陈嘉映:社会变得超级地快,但也有一些东西是缓慢转移的,仍然有一些东西联系着一代代人。我的写作比较老派,但还有不少年轻人很赞誉我的文字。
南都:可能是一个人语言表达习惯自然养成的吧。哲学家很少有人能用这么清畅的文字阐发观点、引起共鸣。我觉得这和学问做得通透与否也有关系?
陈嘉映:可能吧,但也有很通透的人,写的文字很难读,比如像黑格尔和康德,你也不能说黑格尔不通透,或者康德不通透。我个人更喜欢此前的哲学文风,莱布尼茨、洛克、休谟,他们的写作颇为清畅,有时很漂亮,但谁都不会说莱布尼茨浅薄,休谟浅薄,实际上他们都非常深刻。他们是man of letters,翻译成中国的文人肯定是不行,他是个写作者,不是一个哲学专家。
南都:您自己愿意写能够让大众阅读的书吗?
陈嘉映:发表的东西当然多一半是面对广大读者的,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在小圈子里讲,可以讲得更深入些,听众对问题的来龙去脉比较熟悉。有些听众在北大那时候就听我的课,比如陆丁,有时周濂也来听。他们现在的水平比我高,成就也超过我,但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来我的课堂听听,他们对我的一般思路都很熟悉了。这时候讲的内容大众不一定听得明白,恐怕也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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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阿富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南都:请给后疫情时代普遍充满焦虑的读者们推荐一本书。
陈嘉映:《寻路阿富汗》。不见得跟缓解焦虑有直接的关系。罗瑞·斯图尔特,一个英国政治家,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徒步穿越战火未完全熄灭的阿富汗,一次充满艰苦充满危险的旅行。要说跟缓解焦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缺少他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生活在过分安逸的条件中,我们的焦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娇惯的心灵”——这是另一本书的名字。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依然有可能去寻找一些能够磨练自己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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