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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近照王森 摄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旅行人信札》《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哲学与伦理学的限度》等。
本文转载于《南方都市报 》（2020年12月27日），作者为黄茜。
为给“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发布活动拍摄视频，我们去拜访了哲学教授陈嘉映。他居住的小区位于京西，环境清幽。冬日下午，阳光和暖地照在层层叠叠的书架和黑色钢琴上。家里有一双布偶猫，时常灵巧地在人脚边绕圈玩耍。
陈嘉映是一位宽厚长者，也是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学术偶像。他精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在学术领域有丰富的创建。他的著作——尤其非学术专著类型——既思力深刻，洞烛幽微，又能阐发明晰，具体切己，很受读者大众的喜爱。今年，陈嘉映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获得“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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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这是一本以对谈、采访、演讲和书评为主体的集子，话题涉及艺术与现实、爱情与死亡、教育与洗脑、说理与对话、反思与过度反思、知识分子、人工智能等方方面面，谈话者学识渊博，譬喻精妙，常有令人会心一笑的类比和启人省思的洞见。尤其是与艺术家向京的对话《我们不再那样感受世界》，与刘擎、慈继伟、周濂的《“说理”四人谈》等，是杰出头脑之间的智识交锋，十分精彩。
相对而言，我们的访谈没有设定好的主题，大可称之为“漫谈”。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大约是当代人日益挥之不去的“焦虑感”。2020年，疫情来袭，科学暴露出意想不到的短板；与此同时，隔离挑战了人类心理底线，而移动互联网重塑了“共同生活”的方式；与此同时，行业内卷，打工人面临的生存竞争空前酷烈。在此境况下，阅读何为？思想者何为？
陈嘉映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过分安逸的生活，来自于“娇惯的心灵”——“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得安逸吗？辩证地看，安逸和酷烈，是当代生活的一体两面。而在陈嘉映眼里，所谓“良好生活”，只能从生存与劳作的直接性中获得。与其被情绪裹挟或在反思中漂浮，他更推崇那个“寻路阿富汗”的英国人罗瑞·斯图尔特——行走是为了“身体和灵魂得到锻炼、考验、折磨”，只是为了行走中所带来的一切，就像所有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生活本身那样。
“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
南都：能不能讲讲您的个人阅读史？
陈嘉映：你要从小时候讲，就跟所有的孩子都一样。我最开始阅读的时候，爱读小说，主要读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类。之后读现代中国小说，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什么《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之类，这些你们可能都不读了。到了中学，更爱读科学类书籍。然后就到了“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我不合潮流，读中国古典，唐诗宋词、司马迁、孔孟。再到后来，去插队，开始跟我哥哥读哲学。那个时候读书更系统，分门别类的，读历史、经济学，读科学，制定了计划读书，一门一门课自学。我们这代人，读书几乎是受教育的唯一方式，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什么的。在我看，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以后只会有个别的人一味读书。
南都：现阶段您读书主要偏重哪些类型？
陈嘉映：多半时间用来读跟正在钻研的问题相关的，现在这段时间跟意识(consciousness)问题相关的读得比较多。谈到意识，你会扩展到身心关系，扩展到因果性(causality)什么的。此外的阅读我叫做闲读，或泛读，我个人兴趣比较大的一块儿是读历史，另一块儿是科普书，都是我持久的阅读兴趣。现在科学分得很细，进展又很快，像我这种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想去真正钻研一门科学，既没这能力也没这精力，但感兴趣，就去读科普书。此外当然乱七八糟什么都读，只是读文学比年轻时候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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