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埃特加·凯雷特：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的作家( 四 ) 采写|||宫照华在面对媒体记者时

新京报：这是因为经历不同的原因，还是因为你想要用另一种目光看待历史。

凯雷特：我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长大的，通常，这种环境下的人对关于不同事物和陌生奇特的人的故事都没有什么耐心。在我的故事里，我努力为那些不懂得生活游戏、被牵制、被遗忘的人发声。在媒体上我们听不到这些声音，他们被视为失败的人或者“输家” 。但对我而言，尽管有时候我也会对这些角色提出批评，但他们依旧在最后的底线上挣扎，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个性。这有些可悲。在我的故事中，这些坚持个人世界观的尝试永远是值得同情和赞美的。

新京报：那你是否会觉得——正如《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中密室逃脱的故事那样——关于苦难的集体哀悼也只是一种形式？

凯雷特：我不认为阅读或写作是个摆脱痛苦的方法。在我看来，这顶多算是一种处理痛苦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会不断前进奋斗，努力实现我的家人和社会期待我能实现的所有目标。只有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才能超越自己的行动，意识到现实生活中我的很多行动其实都是未经反思而做出的。通过写作，我可以挖掘自己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内心期待和痛苦。我坚信我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并理解自己。

新京报：这种乐观的生活心态是来自您父亲的影响吗？

凯雷特：我们受到父母的意识形态和教养的影响。我父亲十几岁时就经历了大屠杀，对他来说，要生存就必须拥有乐观的世界观。当时，他的家人在地下挖了一个洞，躲藏了600天以上，他唯一能继续前行的方法就是说服自己——情况会越来越好，并且不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的可怕暴行如何，他还是相信，人类至少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很多时候，我并未能继承他对生活的乐观，但是当我写作时，我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我的故事都非常需要我自己提醒我人类存在的潜在好处。

新京报：那你在政治上是否是悲观的。

凯雷特：我对世界的普遍看法是，世界做得很糟糕，但是世界可以做得更好。

新京报：如何调节这种生活乐观与政治悲观的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