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埃特加·凯雷特：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的作家( 三 ) 采写|||宫照华在面对媒体记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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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波兰华沙的“凯雷特之家” 。最窄处仅有0.92米，最宽处也只有1.52米。该建筑并不符合《波兰建筑规范》，但作为一件艺术装置而存在于两座大厦的空隙之间。 2012年建造完成后，凯雷特成为该房屋的第一个使用者。

新京报：当你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故事寄了给奥兹，那时他对你说了什么？

凯雷特：已故的奥兹先生在第一次阅读我小说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其中的痛苦。那个故事是我19岁的时候在就职的军事基地里发给他的。但在他的回信里，他真正关心的痛苦倒并不是我发给他的故事，而是他担心我会自杀。当时拿到奥兹的回信，说实话，我挺失望的，因为奥兹基本没有怎么谈论我写的作品。不过，当我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意识到，假如我能够超越当时奥兹所指出的痛苦与抑郁的情绪，那肯定会是一个更好的故事。绝望、抑郁，在三年的义务兵役期间，这是两种支配我的情绪。

新京报：萨曼·鲁西迪在评论您的小说时说，你的作品显示出了“下一代人的声音” 。你是如何看待“下一代人”这个评价的，你会感觉自己与之前的以色列作家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吗？

凯雷特：鲁西迪的评论是我收获到的最大赞美之一。我认为，他指的“下一代人的声音”是说我简短而紧凑的写作风格。这种写作风格可能更适合21世纪这个忙碌、充满焦虑、缺乏耐心的世界的读者阅读。

新京报：那作为一个以色列作家，你对A.B.耶霍舒亚的小说有什么看法——我读过两本他的小说，恕我直言，我有点无法忍受他在文学中过于强烈的民族观点。他把耶路撒冷视为所有人必然的精神归宿，并且有不容外来事物玷污的感觉。

凯雷特：耶霍舒亚是和我截然相反的那种作家。他写的都是那种厚重的历史小说，而我更偏爱简约的短篇。而且，像大多数以色列作家一样，耶霍舒亚一直在试图讲述整个国家的宏观故事，并创造一些民族叙事。而我的故事更倾向于以个人为中心，关注个人与个人间的互动，为那些在社会和国家的主流音调中迷失了自我位置的人提供主观叙事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