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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洪子诚、辛搏文：用思想穿透史料——洪子诚访谈录( 二 )


是否像反映在知青文学里 ， 我在阅读您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 有些知青他们有那种“青春无悔”的情感 ， 也有一些人背后有那种“伤痕”的倾向 。
这两方面其实都有 ， 因为有的事情还是有它的复杂性在里面 ， 不要简单地把它归纳为对于自己的感觉 ，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
02
请问洪老师是因何选择留校任教并踏上学术之路呢？
留校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 因为我们六一年毕业的时候 ， 我们跟六零年毕业的还不太一样 ， 谢冕老师他们是五五级 ， 也就是六零年毕业的 ， 那时候形势比较好 ， 所以他们分配工作也很顺利 。
那时候是分配工作 ， 不是你自己去求职 ， 当然也有好的一面 ， 你不用到处去递履历 。 每年分配就是这样 ， 国家下来指标到各个系 ， 都有具体的单位 ， 比如说中国作协要两个人 ， 《文艺报》要一个人 ， 或者某一个大学要几个人 ， 然后你就填志愿 ， 由系里的分配小组最后确定 ， 确定以后你就不能选择了 ， 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 当然 ， 它会根据你的情况 ， 包括你的学习成绩、政治面貌 ， 当时政治面貌是很重要的 ， 就是你平时的表现是否积极来决定的 。
因为那时是六一年 ， 我刚刚忘记讲 ， 国家经济困难嘛 ， 指标很少 ， 所以一些学生分配不出去 ， 本来在七月份毕业就应该分配的 ， 后来我们就在学校里头等 ， 一直等到九月份才有了指标 ， 这个指标是很笼统的 ， 北京的指标很少 ， 很多都是去外地 ， 外地就没有具体单位 ， 比如说广西省多少人 ， 山西省多少人 ， 然后你到那里报道以后才会具体分配 ， 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 所以我们为了缓解分配的压力 ， 就留校了 。 我们年级一百二十多人 ， 留了二十多个想读研究生的 ， 我就是其中一个 ，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分配矛盾的方法吧 。 等到年底的时候 ， 研究生的名额又压缩为六个 ， 就重新分配 。 因为这个时候有具体指标了 ， 比如当时有分配去北京师范学院的有好几个人 ， 中国人民大学有几个人 ， 北大有两个人 。 当时留北大的任务是要教公共写作课 ， 不是做专业课的 ， 所以有些愿意做专业研究的人就不选择留在本校了 。 系里头来找我 ， 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教写作 。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 也无所谓 ， 然后我就答应了 。 这是一个很偶然的 ， 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 六一年留校之后 ， 六二年初开始上课 ， 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 ， 本科刚毕业 ， 真的是一点儿经验也没有 ， 上课的时候紧张得要死 ， 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前 ， 我都是教写作课的 。
03
《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本书是中文系学生必备的经典教材 。 文学史写作涉及著作人个人的审美与选择 ， 请问洪老师在文学史写作中如何把握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所谓的“客观标准”之间的平衡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 也是文学史写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 你们都看《中国当代文学史》 ， 其中 ， 对一些作家、作品的选择也都有我的标准 。 当代出了那么多作品 ， 那么我为什么谈这些作家 ， 不谈另一些作家？里面包含着我的一个“判断” 。 什么是“判断”呢？因为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 ， 就是在文学史写作里头 ， 有两种不同的尺度：一种就是所谓“审美”的尺度 ， “审美”的尺度也不是一种孤立的尺度 ， 因为也要联系“时代”等因素 ， “审美”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 ， 还有一个尺度就是所谓“文学史”的尺度 ， 这两个尺度有的时候是交叉重叠的 ， 但有的时候是分离的 ， 可能也是有矛盾的 。 比如说有一些作品、一些作家 ， 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他是有他的重要性的 ， 但不一定艺术价值很高 ，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 要不要讲他还是要做一些判断的 。 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卢新华的《伤痕》 ， 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 ， 那些作品现在看起来都是有些“没法看”的 ， 但是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而且有一些“引领潮流”的性质 。 从文学史的角度 ， 你如果要回到文学的语境 ， 就不能不谈他 ， 还是要给他一个解释 ， 还是要把他写进去 。 当然 ， 如果换一个角度说 ， 我就是要写一个比较倾向审美性的文学史 ， 我就是要选择经典的作家作品 ， 那我抛开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 还是要看你的文学史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 或者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 我在九十年代写这本文学史的时候 ， 当然也有我的审美选择 ， 但我当时的立足点还是基于“还原历史”这样的考量 ， 所以我会处理一些我不太喜欢的作品 。 比如说 ， 《红岩》这部作品 ， 我肯定是不喜欢的 。 我不喜欢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 当时有很多革命小说我还是喜欢的 。 我主要是因为它的构造性太强 ， 完全是从某种观念出发来编排情节和人物的次序 ， 在我的审美的尺度里 ，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作品 ，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 这部作品很重要 ， 所以我在文学史里面肯定还要写到它 ， 但我可能会选择另一种角度 ， 所以讲到《红岩》的时候 ， 我是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 ， 因为这是当代的文学生产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 就是作家自己的经验怎样和国家意识形态 ， 和当时的集体写作 ， 包括编辑之间 ， 结合起来构造一个文本 。 当然 ， 有些人会批评说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 但我不一定要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 我认为这是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写作里面一种很典型的方法 ， 这种方法也可能会做得很好 ， 也可能会失败 ， 都很难说 。 包括电影也是这样 ， 电影也是属于集体创作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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