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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洪子诚、辛搏文：用思想穿透史料——洪子诚访谈录(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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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洪老师怎样看待当代文学中“经典”的评定？
这应该是一个“过程” ， 我觉得时间的因素还是很重要的 。 因为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之间还是会有不同阶级的认定 ， 这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 但我还是承认人类有某些共同性的地方 ， 就是某种公共性的因素 ， 当然 ， 这个因素相当复杂 ， 不可能简单地概括出来 。 比如说 ， 我们基本承认古代的莎士比亚、杜甫、《红楼梦》是经典 ， 不会有很大的分歧 ， 对于这些经典的判断和阐释可能是不同的 ， 但还是承认它们是文学的经典 。 因为经典确实是一个读者和文本之间 ， 包括各个时代之间的读者和批评家之间的不断的磋商、争斗或者争夺的一个过程 ， 所以很难明确地说 ， “这个就是经典 ， 那个就不是经典 。 ”比如 ， 在当代的“十七年文学”里面 ， 以《创业史》为例 ， 大家还是肯定的比较多一些 ， 或者共同性比较多一些 ， 即使那些对“十七年文学”多有批评的人 ， 还大多认为这个作品是不错的 ，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可能建立某种共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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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写作都在努力接近“客观” ， 但无可避免的是 ， 个人的立场与价值都在影响着文学史写作 ， 请问洪老师是否会刻意“擦除”个人痕迹？
有一点吧 ， 所以我在首师大讲座的时候 ， 他们就说 ， “你的文学史是不是都是讲真话？”我说 ， “有些可能不是完全讲真话 。 ”这不一定是完全个人的判断与感受的结果 。 我需要谈到严家炎老师 ， 严家炎老师和唐弢先生在六十年代编辑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现在学校采用的不是很多 。 他们当时定的编写原则里有一条 ， 就是你虽然有自己的观点 ， 这个观点可能也很精彩、很好 ， 但是在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之前 ， 不要写进文学史 。 所以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 ， 实际上还是要照顾到学术界的某种公约性的水平 ， 不能是特别新奇的一些观点 ， 所以 ， 就牵涉到文学史的任务和不同性质的文学史 。 有些文学史是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 ， 国外也是这样 ， 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不可能有非常个人的、非常主观性的一种判断 。 但如果你是个人写作的文学史 ， 那么你可以很大程度地发挥 。 比如说 ， 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 ， 他写到唐代的部分就完全是一种“个人的释放” ， 包括他对李白的那种激赏 ， 对杜甫就没有那种感情 ， 这就是他个人的一种文学史 。 我觉得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史比较好 ， 而且我们从教科书的文学史中可能体会到的是一些必须的知识 ， 但是在由个人创建的文学史里面 ， 可能会体会到一些令我们欣喜的发现 ， 性质是不一样的 。 我的这部文学史在九九年出版的时候 ， 北大中文系举办了二十多人的座谈会 ， 陈平原有一个评价比较客观 ， 他说这部文学史在性质上是介乎教科书和个人专著之间的 。 他当然是说我“定位不准” ， 但是我觉得有点交叉也是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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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老师曾提到 ，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带来丰富的成果 ，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搞史料研究 ， 请问洪老师如何看待如今的这种史料研究倾向？这种倾向是否存在危险与隐患？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 。 在北京有一些学者 ， 带领小团队做史料做的很细 。 他们从五十年代开始做起 ， 读很多的材料 ， 包括每年的《中国青年》都拿来读 ， 从里头发现问题 ， 确实表现了对史料的重视 。 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史料的重视就完全没有一种思想动力 ， 可能也搞不清楚要从史料里头去发现什么 ， 所以就会变成一种史料的堆砌 。 所以我觉得两方面都有 ， 对史料的重视也可能表现了我们的思想薄弱或者思想迟钝 ， 所以我不同意孤立地谈对史料的重视 ， 我觉得对史料的重视是应该的 ， 但还是应有思想的穿透力 ， 就是你要回答什么问题 ， 要解决当代的哪些问题 ， 这是很重要的 。 说实话 ， 史料是没有限制的 ， 是一个无底洞 ， 做的非常细会非常没有意思 ， 包括作家的年谱 ， 不是每个作家都值得做年谱 ， 然后发掘一些边缘的材料 ， 具体有什么价值都很难说 。 所以我认为应该在思想上有穿透力的基础上来重视史料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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