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文本·博物·社会：《茶经》的知识生成史( 三 )
三从饮茶风气到茶史的新社会史视角
《茶经》的出现 ， 首先是作为文本的问世 ， 故其文本在唐代的传抄、增补 ， 在宋代的定型、付梓 ， 是必须首先加以注意的 。 其次 ， 《茶经》所载内容 ， 可以在中古时期博物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 ， 是为关注《茶经》的第二个层面 。 最后 ， 可进一步考虑《茶经》所体现的唐代饮茶风气 ， 及相关的社会观念 。 前文已经梳理前两方面的内容 ， 本节可稍论第三点 。
近来 ， 夏炎等学者颇为提倡中古时期的新社会史研究 ， 即关注传统议题之外的社会史新视角 。 [10]对于《茶经》这样一部与日常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日用之书来说 ， 如何从中联系社会 ，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 《茶经》的问世 ， 固然是陆羽本人的功劳 ， 也离不开时代背景的促成 。 而《茶经》问世之后 ， 反过来又促进了饮茶之风的流行 。 特别是在上层社会 ， 随着陆羽本人社会交往圈的扩大 ， 上至皇帝 ， 下至百姓 ， 无不以陆羽为茶的代言人 ， 甚至目之为“茶仙”、“茶神” 。 于是 ， 在唐代后期 ， 随着《茶经》的流传和饮茶风气的扩散 ， 也带动了与茶有关的其他社会现象 。 包括茶贡、茶赐的礼物流传 ， 茶的品第高下与品评心态 ， 与茶有关的地方茶神信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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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地球摩崖石刻位置大
就茶贡而言 ， 在陆羽的提倡下 ， 大历年间 ， 先由常州刺史李栖筠（719-776）开始 ， 每年向唐廷进贡常州宜兴县（今无锡市宜兴市）一侧的顾渚山紫笋茶 。 不久 ， 自大历五年（770）开始 ， 湖州长城县（今湖州市长兴县）一侧也加入共同造茶进贡之责 。 每年清明节前 ， 常州刺史、湖州刺史分别入山 ， 一同监造贡茶 ， 并总之于润州的浙西观察使后 ， 入贡唐廷 。 于是 ， 开启了延续上百年的茶贡史 ， 并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影响 。 除了笔者曾在《唐代后期湖州茶贡史及其反映的中央与州之关系一例》一文[11]中论及的中央与州之关系 ， 还可以讨论湖州地方的茶社会 。 包括与茶有关的宴游 ， 从而形成颜真卿为首的“大历浙西诗人群” ， 并生成《吴兴集》这样的集会总集 。 还有长兴地方因修贡而形成的“斫射神” ， 嘉靖《长兴县志》即载其事：“大历七年（772） ， 贼郎景聚兹山 ， 游奕将钱景秀率乡村子弟 ， 尽斫射手 ， 遂平草贼 。 贞元三年（787） ， 乡人立草屋 ， 称斫射神 。 ”[12]此神起自地方 ， 亦贡献于地方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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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真卿湖州帖-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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斫射山
就茶赐来说 ， 则又进一步涉及到传统社会中礼物的流转 。 古代社会 ， 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情况下 ， 由于各种物品的交换需求 ， 从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交换方式 。 以经济为目的的交易 ， 以交流为主的礼物交换 ， 都是此类 。 在唐代社会 ， 全国各个地方 ， 还有域外各部族、国家 ， 都会用贡品来向唐廷表达一种臣服的姿态 。 而唐廷方面 ， 也会将不同地方上贡而来的物品 ， 以回赠的方式 ， 赐予不同的对象 ， 从而体现不同的内涵 。 当然 ， 这类内涵也不能随意阐发 ， 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搭配 。 不过物有贵、贱之分 ， 即便是茶 ， 不同产地的茶也有高、下之别 ， 在《茶经》的《八之出》中 ， 对不同州所产的茶分不同的等第 ， 除了契合中古时期人们心理上对品级的喜好外 ， 也为人们将不同等第的茶赐给不同亲密关系的对象提供了方便 。 唐朝皇帝之所以重视顾渚山紫笋茶 ， 即看重其质量之高 ， 便于作为给臣下的一种崇高的荣誉 。
总而言之 ， 通过对《茶经》的考察 ，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在印刷术诞生前的书籍流传 ， 还能藉此观察以茶及相关器具的博物学图景 ， 更可以深入唐代的地方茶社会和礼物流转 。 对于其他类似的书籍而言 ， 《茶经》的这三种面向 ， 希能成为借鉴之一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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