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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大光』邬大光：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须走出历史惯性( 四 )


以学分制为例 。 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初就开始学分制改革 ， 但时至今日 ， 学分制仅仅是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存在 ， 并没有真正触及学分制的本质：即学习自由 ， 包括选课自由、选专业自由以及选择学习进程自由 。 根据我们课题组对全国718所高校抽样统计 ， 各高校学生转专业人数占在校生人数平均不到2% ， 占招生数的比例也只有7.4% 。 根据对全国820所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抽样统计 ， 分别平均达到了97.75%和96.90% 。 而与美国高校相比 ， 排在前50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89.7% ， 而排在51-100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56.2% ， 当然 ， 如此之低的毕业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大国 ， 不一定合适 。 但是 ， 如此之高的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也不是学分制要达到的目标 ，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学分制还是一种“皮毛” 。 又如 ， 多年来一直倡导宽口径、厚基础 ， 但实际上 ， 高校的学科专业的壁垒依然存在 ， 专业设置越来越细 ， 课程开设越来越专 ， 课程结构越来越僵化 。 究其原因 ， 乃是在计划思维下 ， 学科专业体系已经变成一种行政体系、变成一种资源配置体系、变成一种学术组织体系 。 这些例子说明 ， 尽管改革开放后 ，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用人环境发生变化 ， 因之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在变化、就业体制也在变化、宏观行政体制在变化 ，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在变化 ， 但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教学计划、课程方案、尤其是大学课堂的教学模式却相对滞后 ， 或者说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 之所以未能发生变化 ，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 ， 大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史 ， 民国时期的大学主要是学欧美 。 比如蔡元培是从德国回来 ， 因此北大的理念就是当时德国大学的理念；梅贻琦是从美国回来 ， 因此清华大学主要是美国模式；厦大首任校长林文庆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来 ， 因此厦门大学有点像英国大学的模式 。 建国后 ， 全盘照搬苏联 ， 原来的欧美体系淡出了我国大学 。 改革开放后 ， 我国政府并没有号召学习北美的教学模式 ， 但是我们的大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向美国靠拢 。 可是没有想到 ， 北美的教育模式与苏联的教育模式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 ， 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 ， 就出现了大量的“淮南为橘 ， 淮北为枳”的现象 。 例如 ， 重修制度是学分制一个重要特征 ， 补考是学年制的另一特征 。 但只有我国 ， 在既有重修和补考的基础上 ， 又出现了毕业前的“清考”现象 ， 使“清考”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上一种独有的考试制度 。 这一现象说明 ， 传统习惯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 常常制约或束缚着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发展 。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模式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美国模式靠拢 ， 但从现实看 ， 骨子里还是苏联模式在发挥作用 。 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在苏联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的 ， 我们也自然地传承这一模式 ， 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依然被禁锢在苏联模式中 。 这种历史惯性包括：课堂教学惯性、专业教育惯性和学科教育惯性 。 这种惯性已经被模式化和固化 ， 且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状态 。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从进入大学起 ， 就被绑在某门课程上 ， 被绑在某个专业上 ， 被绑在某个学科上 。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从进入大学起 ， 就被绑在某门课程上 ， 被绑在某个专业上 ， 被绑在某个学科上 。当一个大学老师被这样过分“专业化”后 ， 这个学校的跨学科水平 ， 这个学科的跨学科水平 ， 这个专业的跨学科水平 ， 包括这个老师的跨学科水平 ， 一定是低的 ， 也无法保证通识教育的高水平开展 ， 更遑论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何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 。 从这一意义上说 ， 走出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 ， 就是要走出苏联模式 ，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教育强国的大势所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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