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能详细介绍举例下「春秋笔法」( 二 )
第二，材料可信度。《史记》在此事件中没有引用任何依据材料，只有司马迁一张嘴。《汉书》引用了汉武帝所下的几份诏书。诏书不是随便下达的口头命令，而是经过正式誊抄用印的官方文件，可信度很高。这样，《汉书》的可信度就非常高，足以对抗《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个人信誉。说起来，司马迁的个人信誉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敢于说汉朝皇帝的坏话来的。这是个循环论证的东西。一旦事实证明他说的坏话是谎话，他还有信誉吗？
第三，逻辑链条完整性。《史记》的逻辑链条概括来说就是“汉武帝在军国大事决策时完全是个小人”，然后从“汉武帝是小人”出发，判断汉武帝的一切行为。这个逻辑不是很扎实。有网友就指出：“一国君主以消灭己方大将为目的安排战争似乎有点不合逻辑。”《汉书》的逻辑链条则不涉及“小人”“君子”，而是：汉朝官方诏书明确证明李陵抢功。在汉朝官方发布的诏书中，汉武帝明确说：“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而且这个诏书不是发给李陵的，是发给与李陵军事行动有关的路博德的。这一证据，与《汉书》记载李陵“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的证据吻合。
这样，《汉书》不但证据丰富度高，而且材料可信度强，同时具备完整的逻辑链条。很显然，在这两个观点矛盾的情况下，要采信《汉书》。
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干扰去研究“春秋笔法”的问题了。
通过案例，我们发现，《史记》在使用“春秋笔法”时，首先去掉了关键细节，让人们无法通过细节证据来独立思考、脱离作者判断事情真相。这样，《史记》将作者使用概括性语言对事件记录真实性的影响放大到了最大程度。然后，运用文字手段，在关键点上使用关键性的误导词汇。
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在这句话里，主语只有一个，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谓语则是“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天山）”、“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司马迁将“使”放在李陵前面，从而将李陵单独出兵这一部分完全挂在了李广利的名下，李陵出兵的原因也就自然而然地挂在了李广利名下，乍看上去好像李陵单独出兵是李广利安排的。
这样一来，司马迁就通过春秋笔法，用“使”将一口大大的黑锅扣到了李广利乃至汉武帝的头上。事实上通过《汉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事儿跟李广利一点关系没有，李陵单独出击这事儿的决策过程他压根就没参与。
如果《史记》想要公允的记载这一段决策过程，那么应该这样写：
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天山，陵自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这样就变成了两个句子。一句话的主语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谓语是“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天山）”。另一句话的主语是“陵”，谓语是“（自）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
这样改有两个原因。
一是将“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更改为“陵自将其射士步兵”。“使将”和“自将”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事情，必须得改。必须明确指出李陵是独立出兵的。
二是将“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移到此战的结尾。因为分匈奴兵是李陵自己的想法，和根本没有参与此事决策的李广利放在一起会引起误读。最好的位置是放在李陵“集结号”事件以后。可以这样写：“初，陵自将出居延者，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
其实李陵的人品很可疑。李陵的集结号事件是这样的：李陵命令士卒做好突围准备，以半夜鼓声为号突围。但是到了半夜，鼓声没有响，李陵没有击鼓就带着十几个人跑了。匈奴在追击时杀死了和李陵一起逃跑的校尉、贵公子韩延年。李陵大概是为了防止误杀，立即投降。李陵逃跑以后，汉军依然有四百多人成功突围，那么如果他不放弃指挥丢下军队突围，那么汉军可能损失会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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