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德」贾雷德·戴蒙德新书《剧变》：坏危机会带来好变革吗？(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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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四、来自他国的帮助
【 「戴蒙德」贾雷德·戴蒙德新书《剧变》：坏危机会带来好变革吗？】在解决个人危机时，来自他人的帮助无疑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讨论的国家案例中，获得来自他国的帮助对于一国危机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而缺乏他国帮助会对一国危机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在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后，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两国政府重振国内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同样，美国为日本和德国提供的经济支持对于两国在二战后的重建意义重大。
澳大利亚先是向英国，然后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缺乏他国帮助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体现在，美国取消援助计划，并对智利经济设置壁垒，使阿连德治下的智利政府陷入瘫痪。一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攫取的战争赔款撼动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新加坡基地陷落后英国无法再为其提供军事保护，英国在就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谈判后取消对澳大利亚的特惠关税政策，这两次冲击推动了澳大利亚寻找新的国家认同。
五、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
正如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对解决个人危机来说很有借鉴价值，在本书的大多数国家案例中，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也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借鉴西方的模式并对其加以调整，在维新变革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日本再次在调整的基础上借鉴（或被迫采取）
了美国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但美国对日本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借鉴了美国的（或者说是他们想象中美国的）
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模仿的主要是英国模式，二战后它逐渐抛弃了这些模式。
今天的美国自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借鉴的模式。由于美国人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加拿大和西欧民主国家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哪怕是在医疗卫生、教育、移民、监狱和养老等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不甚满意，但还是拒绝借鉴加拿大或西欧国家的解决方案。
六、国家认同
什么是国家认同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因自己国家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令人钦佩的事物而普遍产生的自豪感。国家认同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军事成就、文化和历史。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较大差异。
在我们谈到的7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国民都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唯一例外的是印度尼西亚，该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对弱一些。这并非是在贬低印度尼西亚人，它仅仅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印度尼西亚直到约191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殖民地，直到194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会发生种种分裂运动和叛乱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随着该国官方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逐渐普及，再加上民主的发展与公民参与程度的不断提升，印度尼西亚国民的国家认同最近正显著提升。
一国的国民和政府通常通过重述历史的方式建立起民族自豪感，从而强化国家认同。这样的历史重述造就了“民族神话”。这里的“神话”并不包含“虚构性”的贬义色彩，而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具有明显的历史根基，旨在解释某些现象或者达成某些目的的传统故事”。在现实中，出于政治目的被反复传颂的民族神话有很多种，既有真真切切的历史，也有彻彻底底的谎言。
处于中间的情况是，一国的民族神话所重述的确实是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仅仅关注一国在某个时刻发生的其中一起事件，而忽略了其他重要事件。例如，19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着重强调刘易斯与克拉克横跨美洲大陆的那场远征，还有欧洲白人探索并征服西部世界的其他进程，却抹掉了他们杀害和驱逐印第安原住民、奴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历史只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民与荷兰人之间的对抗，却并未提及大批印度尼西亚人在国内发起的反抗共和政体的运动。还有20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历史，仅仅记录了加利波利登陆战，却对杀害和驱逐当地原住民的事情闭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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