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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贾雷德·戴蒙德新书《剧变》：坏危机会带来好变革吗？( 二 )



「戴蒙德」贾雷德·戴蒙德新书《剧变》：坏危机会带来好变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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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第29任总统阿连德


面对二战以后与日俱增的国家危机，澳大利亚和德国曾在很长时间里持否认态度。这具体表现为，澳大利亚坚守自己的英国属性和“白澳”的身份认同，而德国则长期拒绝承认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对纳粹罪行负有普遍责任，也不愿面对自己的领土损失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府的上台，这些事情虽然令人不甚愉快，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国家危机的最终解决源于公民以循序渐进的民主方式达成改革政府政策的一致共识。

最后，截至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许多日本人和美国人依然选择性否认自己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日本人目前承认了部分问题的存在（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而不完全承认日本的女性地位问题。此外，日本还拒绝承认其他问题的存在：在不欢迎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缺乏解决其人口困境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因历史原因，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关系紧张；比起与其他国家合作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性管理，日本寻求攫取海外自然资源的传统已经过时。美国国民则仍然普遍否认自己国家面临以下主要问题：政治极化，选民投票率低，选民登记存在阻碍，不平等，社会经济流动性水平下降，还有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投资不断减少。

二、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


在踏出承认危机存在的第一步后，解决个人危机的下一步是承担个人责任，即避免使自己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要意识到做出个人改变的必要性。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和承认危机存在一样，承担责任也存在复杂的情况：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承担责任、避免自怜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问题；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群体、领导者和拥护者，各方观点时常不统一。

在本书的7个国家案例中，各国在承担责任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展现了不愿过度自我怜悯的一面。自1944年起，面对苏联入侵和芬兰士兵的大规模阵亡，芬兰本可能因此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以受害者的姿态谴责苏联的行径。相反，芬兰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芬兰改变了以往的政策，与苏联保持政治层面的对话，赢得了苏联的信任，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对芬兰有利的结果：苏联从赫尔辛基附近的波卡拉海军基地撤军，减少了要求芬兰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延长了赔款交付的时限，而且对芬兰亲近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至今日，尽管苏联早已解体，芬兰也未再试图收复卡累利阿省。

与之相反的是，有的国家在面临危机时选择把责任推卸给他人一战后的德国则是一个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这最终为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量德国民众听信了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人编造的谎言，认为德国战败是因为国内社会主义分子“在背后捅刀子”，而不是由于协约国军队在军事上具备压倒性优势。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民众将心思都放在《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问题上，却不承认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战前实施的一连串错误的政治决策使德国在不利的军事条件下参与战争，进而导致德国战败，被迫签署《凡尔赛和约》。如此一来，德国人拒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受害者的立场自居，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这使德国国内纳粹势力盛行，从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最后为德国带来更为悲惨的结局。

三、选择性变革


在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在变革与维持原状之间的明确界限，尤其具有指导意义。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政治、法治、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西化变革。然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日本都并非亦步亦趋地盲目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从众多的西方模式中找到最适合日本的方案，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对这一方案进行调适与修正。与此同时，日本保留了社会中的其他基本特征，包括对天皇的崇拜、日本的文字体系，还有日本文化的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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