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德」贾雷德·戴蒙德新书《剧变》：坏危机会带来好变革吗？
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一书，比较和分析了7 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全世界有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自己熟悉的7 个国家：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其中有5 个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1 个是中等富裕国家，还有1 个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戴蒙德曾不止一次探访这7 个国家，会讲或者曾经会讲其中6 个国家的语言，在其中的6 个国家长时间居住过，最早可追溯到 70 年前。
也正因此，《剧变》是一本较为个人化的作品，采用了叙述性写作风格。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论证过程是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来推进的，并非依靠等式、数据表格、图形或者数据显著性检验，而且研究的案例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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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曾以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也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戴蒙德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经常从历史视角审视人类不平等、文明演进等宏观议题。
戴蒙德沿袭自己以往的叙事风格，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进化等跨学科视角，展现了人类自古以来何以应对危机的历史沿革，并谏言国家、企业及整个人类社会如何从个人应对危机的进化逻辑和生理变化中得到启示。
近代日本国门被迫开放、苏联入侵芬兰、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遗产、苏哈托大屠杀后的印度尼西亚、德国战后重建和澳大利亚对后殖民身份的寻求……在这些国家的实际应对中，戴蒙德以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加以对照分析。在这组样本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发问：是否只有由危机引发的剧烈变动才能激发国家进行重要的变革？特定的领导者能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进程？
下文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一书的结语部分，有删节，由中信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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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贾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原作者丨贾雷德·戴蒙德
整合 ｜ 董牧孜
一、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承认危机的存在对个人来说比国家要简单，因为前者只涉及个人对自己是否身陷危机的认识，而无须获得国民的一致认同。然而，即使是对个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至少可能出现三种复杂的情况：个人可能一开始不承认危机的存在，或者只承认部分危机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到最后，个人不得不“大声求助”的时刻其实就是他承认危机的时刻。对国家危机的承认也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不过它还存在第四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导者各自拥有不同的拥护者，国民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承认危机这件事上，这些领导者、拥护者和群体的看法各不相同。
就像个人一样，国家一开始也可能会忽略、否认或者低估某个危机，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现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机。例如，在1853年以前，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知道西方列强在1839—1842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意识到西方对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可是，直到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日本才承认自己面临危机，才开始讨论变革。
还有一些国家案例中，虽然国民广泛认同自己的国家存在某种重大危机，但对于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未能达成共识。在智利，阿连德和左翼政治人士认为，智利面临的重大危机在于其体制急需改革，而右翼人士则认为阿连德和他提出的改革才是危机的根源。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当地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府需要改革，而军方则认为共产党人和他们提倡的改革才是这个国家出现危机的根源。在这两个案例中，危机的解决不是来自最终形成的举国共识，也不是一方以武力占据上风后对落败一方的宽恕和和解。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危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胜利者对落败者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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