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异』相同的选择,各异的心路历程——生命历程理论下的离职媒体人职业认同研究( 四 )


2012年,由于对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益贡献较大,柯琦被报社评为“郊区之王”。“郊区之王”的评选体现了报社对经济创收的重视,但这对媒体从业者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媒体这块走下坡路了,这个大树可能会哪一天忽然倒塌”。对于柯琦而言,他意识到要开始重新规划自己职业生涯了。
4.最后一搏:理想向物质的妥协和新媒体平台的尝试
媒体机构收入的下滑影响了媒体从业者的收入。对柯琦而言,自己不仅是一个职业新闻人,同时还需要承担养家的责任。虽然早期他比较满意媒体工作收入,但此刻他感受到了经济压力。
“十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在青春时期的工作打拼,为理想化东西而进行的奋斗,慢慢转变成了物质现实需求。比如说孩子教育要钱是吧,我们房贷每个月也要还,怎么办呢”,“我们早期在媒体工作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万把块钱,到后面就越来越少……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人没法干了,就走了……”。同样,徐晶也将离职潮归结为经济原因,“毕竟大家都要吃饭都要生活。你再有情怀,你必须还得生活,对吧”。受访者彭毕是2012年参加工作,他第一年每个月只有两千元,侧面印证了当时媒体人工资下滑的说法。但是彭毕却表示“我对工资并没有觉得不满……这个职业可能给我带来了内心的一种满足感……”这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媒体人对工资问题的考虑是不一样的。
当柯琦开始思考自身工作规划时,一个转型的契机摆在了他面前。2013年底,单位成立了一个致力品牌打造及资源整合推广的新部门,柯琦用“创收”来评价新部门的性质。2015年之后,柯琦发现纸媒的生存空间被新媒体严重挤压。同年,柯琦申请加入了新部门,希望尝试适应新媒体平台运营模式。柯琦日常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管理微信公众号的内容,一部分是组织策划举办活动。实际上,出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柯琦并不适应新媒体工作。“眼睛视力很不好,巴掌大的手机,一个屏幕我只能阅读四五个字,让我去编写微信内容,实时手机办公,我怎么能做的好呢”。他认为新媒体运营工作的空间实际有限,心理上也无法真正认可编辑公众号这份工作的价值。
2016年上半年,柯琦发现自己视力受损需要动手术,6月他选择了辞职。实际上在这一阶段,柯琦努力尝试从一个传统媒体人转型为一个新媒体人,但在转型失败以及多起事件的作用下,产生了负面的累积效应,因此离职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案例二:媒体环境内外悄然变化,职场人际关系复杂
赵昭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2008年到2016年在媒体工作了8年。赵昭对于媒体行业的最初感知来自于新闻报道和父母的媒体朋友的介绍。虽然她不是学的新闻专业,但学校的办报经历和北京的学习感受影响了她,让她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很明确。因为媒体工作经历让她有一种见证历史的荣誉感,她认为工作再辛苦都是值得的。即使身为女性,赵昭一直都将工作排在家庭生活之前。但媒体环境的悄然变化带来了单位的裁员,让赵昭感觉职场人际关系更加微妙和复杂。在一次和领导的直接冲突后,赵昭觉得媒体工作“没意思”,毅然决然选择了离开。
 『各异』相同的选择,各异的心路历程——生命历程理论下的离职媒体人职业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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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模糊到确定:家庭关系影响和校园办报经验
访谈中,赵昭多次提及家庭环境对她性格和兴趣爱好的重要影响。“父母对我有较高期望,希望我有男孩子性格,期待我为家族增光添彩。所以每次放假,其他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我爸爸经常就把我关在家里让我看书,所以我从小就对文字和文学比较感兴趣”。在赵昭看来,父母的这种高期待一直让她处在自我期许的重压下,但17岁那年她的心态突然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化,她开始认为需要忽略他人眼光,应该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与原则。而这种独立意识,在后续赵昭与部门领导发生争执时显露了出来。
上大学前,赵昭对媒体行业和媒体人的感知还较为模糊,间接接触渠道来自报纸和电视,直接渠道则是来家做客的父母的媒体朋友,因此她对媒体的最初认识是这份职业很受尊敬。上大学后,赵昭参与主办了校园报纸,对媒体的职业认同感逐渐上升,并确定了未来的工作志向。赵昭学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上大学期间她和同学们通过办报纸加强了和校方的沟通,也逐渐增加了对新闻职业的情感认同。“我们那个时候办报纸,根本不知道真实、客观性原则,也没有说要采访很多人,只是在写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在办报纸过程中,她有了做新闻这一意识的萌芽,希望能够用笔来记录真实、传递思考、改善现状。“想要借助报纸跟别人沟通,传达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很激动,很充实的感觉”。和赵昭年纪相仿的陈胡也是非新闻专业毕业,陈胡同样描述了在学校办校报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种美好的校园实践让她们有了对新闻的热爱和憧憬,也最终让赵昭明确了自己的求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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