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 四 )


中国的“佛教考古”学科是宿先生首倡的,它的英文对应词应为Buddhist archaeology 。佛教考古的对象 , 主要应包括二类、三项内容,即第一类遗迹(地面佛寺遗址和石窟寺遗迹)和第二类遗物 。第一类遗迹中的地面佛寺,包括古代社会各阶层舍宅而建的“住宅型佛寺”和按照流行模式新建的“独立型佛寺”两种 。前者乃帝王将相、郡县官吏及富贾大族为了宗教信仰 , 捐献自己名下豪宅或花园作为佛寺并加以适当改造,即文献记载的“舍园为寺”或“舍宅为寺”,如北魏城阳王徽“舍宅为寺”;后者系独立营造的地面佛寺,由于是辟地新建 , 少受或不受固有地物限制,在规划设计上可以充分体现佛教经、律及四众各种宗教行为的需求,因而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信徒的青睐,如北魏洛阳永宁寺 。至于在河溪旁依山靠崖开凿的石窟寺,既是对地面佛寺的模仿(an imitation of buildings constructed in timber) , 也可视作同时期砖木结构或泥笆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petrified vers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brick-and-timber or the humbler wattle mud-and-thatch structures) 。这点在印度和中国早期石窟,尤其是古龟兹石窟中反映得颇为显著 。第二类遗物 , 含盖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佛教造像、经典和佛教用具 。其中造像既包括地面佛寺和家庙内供养、礼拜或奉献的单体雕塑、画像和造像碑 , 也包括顶礼膜拜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经典主要指古代写经、印经和镌刻在岩石上的石经,如响堂山石窟刻经;而佛具所包含的范围更广,除了袈裟、钵、锡杖、如意、麈尾之外 , 梵钟、磬、幡、香炉、华盖以及其它法具都属于佛教用具,尤其密教用具颇为复杂,如消除烦恼退治疑惑的金刚杵和为唤醒众生佛性而鸣的金刚铃等 。
虽然中古时期营造的地面佛寺数量庞大,但现存九世纪以前或已发掘出土的古代寺院遗址却很少 , 现存遗迹只是早期佛寺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物—佛塔,而各个时期佛寺独有的标识物——大型佛像则多已残毁 , 故其重要性远不如第二项 。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遗迹,广泛分布于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青藏地区,开凿时间约始于公元后三世纪,盛于五至八世纪 , 最晚的可到十六世纪,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提供了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独特的见证与担当 , 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因其在历史、艺术和科学方面“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已有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石刻、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和四川乐山大佛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 。2014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 , 更包含陕西彬县大佛寺、甘肃麦积山和炳灵寺、新疆苏巴什遗址和克孜尔石窟群 。因此,中国佛教考古的主要内容虽然包括三项,但迄今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第二项 。
1998年,宿先生在《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中写到:“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 , 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 。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革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强调实践的学科,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 。调查、发掘,强调实践,就是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 , 然后再结合文献,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和历史 。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 。”
作为“北大教员”,宿先生倾注毕生精力于教育事业 , 一直重视学生的培养 , 从1959年开始招收魏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方向的研究生 , 为此花费了大量心思和精力 。其中,宿先生以“佛教考古”之名招收的研究生共二次 。第一次(1978年)录取许宛音、晁华山和马世长三位,第二次(1985年)是研究生班的李裕群、陈悦新、常青、赵青兰和李崇峰五位 。1994年开始,以“合作导师”之名招收的佛教考古博士后研究人员有李裕群、李崇峰、耿剑、陈悦新 。当然,宿先生以汉唐或宋元考古方向招收的研究生 , 有些学位论文也是做佛教考古研究,如隋唐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薄小莹,学位论文是《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汉唐宋元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李裕群,学位论文是《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的石窟寺》 。作为中国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 , 宿先生为提升各地石窟寺保护和管理单位考古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样尽力予以帮助和指导 。下面简述我所亲历的几件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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