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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三种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 三 )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宗旨，强调中文信息资源的“不偏不倚”哲学，主张矛盾的和谐统一，不太重视矛盾对立之间的差异、排斥和斗争，尤其不主张矛盾对立与生死不相容 。这种思想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 。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同一性，忽视奋斗，容易导致思想封闭保守，阻碍新生事物 。
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 。直觉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和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亨利·伯格森(1859~ 1941)和贝-内代托·克罗齐(1886~1952) 。
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贬低理性，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性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性只有依赖直觉才能有意义(克罗齐)，所以哲学要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 。这种思维的特点是，不需要概念、判断、推理、对外界事物的分析或经验的积累等逻辑形式，而是凭借主体神秘的意识、灵感、经验和知觉，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经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启蒙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着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在惠施、公孙龙、墨家、勾践、韩非等人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
道家最早提出并最早使用直觉思维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世界的本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不可说的，不能通过名言、概念来认识，只能通过直觉或经验来感知或体会，从而实现和体现道 。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重要代表，主张“静心”、“坐忘” 。所谓“精神斋戒”，就是在消除一切知识后，保护特殊心灵的空寂(“空即是精神斋戒”)，使“道”得到充分的把握和领悟(庄子的人间) 。
所谓“坐忘”，就是“聪明，从信息资源的网络中得知，与大同一样”(庄子大师)，即破坏四肢和屏幕的智慧心灵，以达到“内无所觉，外无所知”的目的，从而造成一种心理混乱状态(其实这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 。佛教的“般若”，其实是一种直觉思维 。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也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空静智慧，一目了然地看到万物真相的特殊智慧 。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结合佛性本体，提出了“悟佛”说(相对于北传佛教的“渐悟说”)，即“性即佛”、“无字说”，禅宗的“悟佛说”曾经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儒家也非常重视直觉思维 。先秦时期，孔子说“知于无声”(《论语》)，孟子说“有良知、有智、知天”，“良知、善能”(孟子专用)，都具有显著的直觉思维特征 。
宋明时期，朱成的《学而时习之》(大学章句)，王陆的《从我心求理》(传记)等等，都是直觉思维的表现 。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经心的良知，不经学而能学的善能，今天我们称之为直觉”，“这种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说的仁” 。
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王陆的所谓知识或良知，朱成的所谓无知，....就是探讨他们所谓的心学或理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观方法，”的朱和陆象山的直观方法只是各自代表了一个侧面 。陆象山的直观法，注重自省自己的内心，发现真实的自己 。朱子的直觉法则，讲究的是外在的体认性和穷读” 。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能有效突破认知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力空，对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即使是注重证据的自然科学，直觉思维也有它的一席之地 。
比如玛丽·居里(1867~1934)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不乏“大胆的直觉” 。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仅是理性的，也是物理的和直观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 ~ 2009)也明确表示，“单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无法创造和突破的；要创造突破，你必须要有灵感 。”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地预言，“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直觉或大胆的想象，作为抽象的必然趋势的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复兴是可以期待的” 。

直觉思维是没有中间推理阶段的思维过程，具有直接性、自发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 。虽然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无法替代的优点和特点，但同时不得不指出，直觉思维强调灵感，忽视逻辑，强调经验，忽视思辨，强调直觉，忽视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不利于思维的形式化和量化，容易导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可能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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