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捐款成为习惯 这位老北漂只留给自己“六平方米”( 三 )


今年3月 , 他暂时停止了给中国儿基会的捐款 , 因为看到一篇关于白血病家庭的报道 , 他决定先给报道中的4个白血病儿童每人捐200元 。 刘易说 , “他们急着用钱 。 ”
当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发攒来的时 , 拒绝接收 。 刘易知道对于一个动辄花费百万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 , 2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 , 而自己“能力有限” , 但他执意要捐 。
他几乎一天不落地出门挣钱 。 长期以来 , 他都不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 也没有固定的理发摊点 , 总在早市、工地、小区、公交车站、立交桥头等地四处腾挪 。
他纯粹地信奉着“一方有难 , 八方支援”的口号 , 遇着什么事总想着“尽一点儿心意” 。 在北京18年来他除了毛主席纪念堂 , 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参观 。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 2008年汶川地震时 , 他本已准备好前往 , 但发现地震破坏了交通 , 火车无法抵达 , 遂放弃 。 2013年4月 , 他从收音机上得知雅安地震 , 随即买票去了震中芦山 , 在灾区当志愿者帮忙卸矿泉水和救灾帐篷 。
2020年7月14日夜里 , 他来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 。 那时 , 中国南方深陷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灾 , 长江中的小岛江新洲被洪水围困 。
刘易告诉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 他看到新闻上说这里抗洪缺人 , 便从北京西站坐了15个多小时的硬座 , 赶赴九江 。 一路打听寻找到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后 , 被告知目前已经不缺乏人手 。 当天晚上 , 他又悄悄回了北京 。 从北京到九江的单程车票163.5元 , 房东后来才知道 , 那些路费是他借的 。
其实他的理发生意并不稳定 , 时常被保安和城管撵得到处挪摊子 , 有时还会被抢夺理发工具 。
在北京的10多年来 , 他献过24次血 , 每次都是400毫升 。 “我原来身体好 , 但是现在不行了 。 ”刘易说 , 他已经很久没有献血了 。 如今理发站久了 , 他就得坐下歇一会儿 , 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药随身携带 。
他被医生诊断为“腰椎骨关节病 , 脊柱骨质疏松伴病理性骨折” 。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从事体力劳动者腰椎的退行性病变 。 以前下雨他也出摊 , 但现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门 , 只好待在出租屋里养病 , 看书 , 吃止痛片 。
10多年来 , 他看着出租屋外的院子里那棵李子树一点点长大 , 从小树苗长到树干与他大腿一般粗细 。 春天来时 , 李子花开 , 清香四溢 。 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正一点点儿衰老、退化 , 饭量减少 , 器官正在萎缩 。
以前 , 干重体力活儿 , 他常能吃1斤猪头肉、10个馒头 , 但如今只能吃两个馒头 。 大概是咸菜吃久了 , 胃也今不如昔 , 出门时常抓一把花生米带上 , 没事嚼嚼 , “养胃” 。
眼睛在变花 , 听力在衰退 , 力气更是大不如前 。 年轻时送公粮 , 一袋粮食自己也能撩到肩上 , 但现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传单也觉得沉 。 他也有些健忘 , 有时出门理发 , 走到公交车站才发现 , 有工具被落在家里 。
腰犯病后 , 他变得比以往更在乎时间 , 着急外出挣钱 。 天黑了 , 他就从手提袋里掏出头灯 , 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矿一样 , 把灯箍在脑袋上 , 埋头继续干活儿 。
“他的年龄在不断地增加 , 他年长之后 , 谋生的能力降低了 。 如果再接受这样的捐款 , 我们于心不安 。 ”王海静说 , “建议还是量力而行 。 ”
然而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发现 , 刘易并未听劝 , 2021年他们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汇款 。 其中1万元是刘易治疗腰病后剩下的 , 1800元是过去一年他理发挣来的 。
4月7日 , 儿基会的工作人员第二次到出租屋里探望他 , 把钱又退了回去 , 再次建议他暂停捐款 。 但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 , 一张崭新的、汇往建国门内大街15号的200元汇款收据又出现在这间出租屋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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