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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中央罕见点赞“状元实业家”, 有何深意？| 文化纵横( 四 )


从宏观产业结构的变化看 ， 从1870年到20世纪20年代 ， 纺织业有40~50年左右的演变 ， 这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 。 应该看到 ， 张謇的大生系这个生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企业 ， 能够在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 ， 并维持正常运营长达30年 ， 一直延续到1926年 ， 这本身已经是很难得的个案 。 从历史看现在 ，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加速推进外向型经济和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 ， 中国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都是输入型的 。 比如 ， 1989年中国发生滞胀危机 ， 同时又被西方制裁 ， 加剧了经济萧条 ， 遂于1993年全面转向外向型经济 ， 主要靠港台资本发展低端制造业 。 随后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 ， 这次输入型危机导致国内生产过剩 ， 首当其冲是国有企业——40万家企业倒闭 ， 4000万职工下岗 。 接着的4年是以“通货紧缩”为标志的大萧条 ， 但是因为美国的新经济危机于2001年爆发 ， 加上9·11政治危机 ， 中国在2002年进入复苏阶段 。 2003年因为外资大量进入 ， 中国陡然进入经济高涨阶段 。
这个高增长阶段有高达13%以上的GDP增长 ， 但很快迎头遭遇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 ， 以及2009年全球需求下降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 尽管中国连年增持美债、欧债 ， 但仍然挡不住外需大幅度减少 。 2012年中国开始出现制造业不断下滑的“经济下行期” 。 同期 ， 资本逐利本性使之逃离实体经济 。 “脱实向虚”乃是危机规律使然 ， 不可能只靠主观政策加以扭转——无论国企民企 ， 大量资金都纷纷脱实向虚 ， 只能推起更大的泡沫 。
造成现在局面的不是哪一种主观政策决定的结果 ， 而是应对危机政策客观演化的过程 。 这种外部环境导致的内部变化 ， 本来应该是几乎所有企业都遭遇到的 。 那么 ， 为什么现在“国有独大”？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作用造成经济下滑时期 ， 我们必须借鉴“罗斯福新政” ， 用国企直接做“逆周期”干预 ， 保障整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不出现问题 。
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建设 ， 短期不产生收益 ， 私人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 。 短期没有投资回报的项目 ， 只能是国企去投入 ， 在现象上就表现为国有部门占压资金 。 此外 ， 国家投资基础建设不产生短期利润和长期税收 ， 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也似乎没有效益 。 但是 ， 在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情况下 ， 经济效益已经让位于经济安全 ， 企业微观利益不可能短期顺利产生 。
因此 ， 2014年中央提出工业领域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紧接着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 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 。 这表明 ， 中国工农两大产业已经相继过剩 ， 意味着新时代需要做更多重大调整 。 我们宏观政策的战略调整 ， 可以说是对危机的常态反应 。
（二）社会企业家精神对于生态文明转型的意义
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 ， 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 ， 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 。
中国在新世纪连续遭遇生产过剩危机之时 ， 中央提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 ， 这是战略性调整 ， 也是历史性、方向性的调整 ， 其核心便是转型为生态文明 。 不过 ， 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面对利益结构复杂化的多重阻力 。 其中很大的问题是 ， 在之前的粗放发展主义时期 ， 人们把自然资源简单化地界定为生产要素 ， 由此推进市场化的分散交易 ， 形成私人占有 。 在客观上这就形成生态化转型所难以克服的“交易费用陷阱” 。
我们需要使用“整全科学”体系重新考量我们原有的制度是如何追求粗放增长 ， 造成社会不可持续 。 真正的深化改革应该按生态文明的转型要求 ， 考虑“整全科学”指导下的生态资源价值化 ， 即把山水田林湖草等多样化资源纳入城乡融合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中 ， 不能在新时代按照旧时代的要求去考虑如何深化改革 。
生态化发展要求的是自然资源的整体性 ， 相对应的市场经济体系则是系统性的价值化交易体系 。 这就要求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新类型 。 越是强调生态文明 ， 就越要明白：生态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多样性紧密相连 ， 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具有极强的内在联系性 。 我们不能像早期工业化时代那样把自然资源切碎交易 ， 或是把一个产业体系拆分竞争 。 一个产业体系演变成分散的不同企业类型 ， 难免陷入恶性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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