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全球化真的走上回头路了吗？( 四 ) 关税|布雷顿|WTO

罗德里克阐释道，任何贸易得以进行都是依赖于信任和了解，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体系等存在巨大差别，如何弥补交易鸿沟就成为了全球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市场对上层建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际市场更是如此。在小社区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大家交往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粮食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交易就不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如果一小撮商人和金融家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之间的交易也能够顺利进行。但是，规模更大、地域范围更广的商业活动要持续发展牵涉的面就会更为复杂：

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
需要产权法来确定所有权；
需要法庭来保证合同得以执行；
需要交易规则来保护买卖双方；
需要警察队伍来惩罚违法乱纪者；
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来管理经济周期，降低周期性；
需要合理的标准和监管来维持金融稳定；
需要贷款人来防止恐慌；
需要健康、安全、劳工及环境等方面的标准，使大家有法可依；
需要有补偿计划，来对在市场上遭受惨重损失的人进行赔偿(市场常常是很残酷的)；
还需要社会保险，来降低市场风险带来的伤害；
需要赋税来为这些职能提供资金。

简而言之，市场不能自我监管、自我稳定、自我合法化，它需要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同时，正是因为政府对本国市场的运作不可或缺，它们才成为了国际市场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在罗德里克看来，全球市场面临着双重问题：它不像本国市场那样，有国内上层建筑的支持，而只能在各国社会制度的夹缝中生存。就算各国对跨国贸易和国际金融没有直接限制，这种双重魔咒也使得全球化非常脆弱，国际贸易成本高昂。全球化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设计它的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贸易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贸易威胁到国内已达成的分配协议时，贸易就要让步。
但是，乌拉圭回合的点睛之笔、取代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WTO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套新的纠纷处理程序。在专家小组裁决中失利的一方可以通过一个新的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裁决。不管判决有利于原告还是被告，上诉法庭做的决定一般是不可改变的，只有这个机构的每一个成员一致同意才能将其推翻。
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告到国际法庭的都是关税和配额的案件。配额逐渐淘汰了，关税又降下来了，而WTO的目标转变为要降低所有阻碍国际商务发展的交易成本，包括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标准。 WTO时代的贸易纠纷触动了国内政策领域，这些领域以前是不会受到国外压力威胁的。而现在，赋税体系、食物安全规则、环保条例、促进工业政策等，都会受到贸易伙伴的挑战。
换句话说，在WTO的规则下，缺少一条清晰的界限将国内权利和国外责任完全分开，这也成为很多矛盾的来源。其实， WTO越来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源自这个基本原则的不明确性。同时， WTO还在推动农业、服务业等以前未被纳入的领域纳入全球化的范畴，这进一步增加了全球化面临的风险。罗德里克总结道， “实际情况是我们用没有必要的国内、国际策略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破坏。结果是我们会面临以下风险：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越演越烈。 ”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引发的系列事件和变化可以看出，罗德里克的预言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