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全球化真的走上回头路了吗？( 三 ) 关税|布雷顿|WTO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在罗德里克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在提醒世人，我们渴望的全球性集体议事还是有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公平分配、社会保险以及国家福利等)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以达到温和的全球化，而不是超级全球化。

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设计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贸易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贸易威胁到国内已达成的分配协议时，贸易就要让步。
正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来没有以自由贸易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部分人看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未能更好的推进全球化。 1986年，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了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决定进行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新一轮谈判，又称“乌拉圭回合” 。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贸易谈判，经过将近8年的谈判，作为1995年乌拉圭回合(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后一轮谈判)的高潮部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成立了，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对这个由WTO引领的全球化新阶段，罗德里克感到忧虑重重。
无法并存的三角要理解罗德里克为何对新阶段的全球化感到担忧，需要从其对全球化的理解说起。
长期以来，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带来的闭塞、落后，与国门打开后对经济、国力发展的推动的对比，使得对全球化的拥抱与认可深深扎根在国人心中。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固然不错，但这个结论并未完整概括国际贸易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要实现正向结果需要齐备的附属条件。
对于全球化少为人知的“B”面，罗德里克进行了系统阐述。
首先，罗德里克认为，从英国“玉米法”之争的例子中阐明的一个重要道理是：贸易政策对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响。
直白一点说：贸易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如果要取得贸易的全部经济效益，一定是缩小某些商业活动，扩大另外一些商业活动——因为经济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会扩张，其他行业就会萎缩。缩小了的行业的所有参与者都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不是暂时的。
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是取得贸易效益的必要基础。现实情况很简单:有得必有失。
书中举例道：我有制衣的专长，虽然我在别的行业找到了工作没有失业，我的收入损失却是永久的。在美国，这种损失应该是改行前的收入的8%~25% 。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大重要发现表明某些团体一定会因为自由贸易而长期收入受损。并且，贸易和科技发展截然不同，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同一群人。如果你没有什么技术，也没受什么教育，流动性也不高，自由贸易就会一辈子都跟你过不去。我们就很难说你这次受到伤害了，下次就会得益。
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得有失，就很难说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得了还是失了。
同时，与贸易有关的行为可能违反本国广为接受的社会习俗或契约，如雇用童工、违反劳工权益或者对环境造成破坏。最后，随着贸易变得越来越自由，废除贸易壁垒的经济效益也变得越来越小，重新分配的效果却越来越大，贸易经济存在自我消耗的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是贸易经济存在的内生问题，始终困扰的经济学家们。而在底层逻辑上，贸易经济也存在需要克服的巨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