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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古城|大同古城拆真建假被亮“黄牌” “拆迁市长”耿彦波旧账难平( 三 )


这些古建筑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 “以海会殿为例 ， 梁思成在这里发现了独特的单檐悬山顶 。 ”张呈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尽管大同古城已经伤筋动骨 ， 但在1982年还是被国务院授予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 阮仪三认为 ， 大同古城入选首批名单 ， 历史上的因素是次要的 ， 主要是当时大同还保存有完整的历史地段和街区 。
然而 ， 在张呈富看来 ， 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誉 ， 没有唤醒人们的保护意识 ， 人们对古城的“建设性破坏”愈演愈烈 。 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 ， 在旧城改造和城市开发潮的冲击下 ， 大同古城7.34公里长的主城城墙 ， 被拆了近半 ， 成了残垣断壁 ， 城内的四合院民居也被大量拆除 。 仅以1998年改造和开发教场街、大十字街两条道路为例 ， 共拆除民房7154间 ， 14.88万平方米 ， 拆迁居民4259户 。
古城保护刻不容缓 。 安大钧在1998年成为大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 着手制定古城保护的法律法规 。 此时 ， 大同正处于新一轮旧城改造的时期 。 安大钧介绍 ， 市政府要在古城内建设两纵两横的井字型马路 ， 同时计划把古城内的四合院全部改建为6层楼房 。 这一年 ， 马斌在教场街四合院的住所被拆 ， 用以修建6层楼房 。 马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拆迁是在国有企业的主导下推动的 ， 当时房子不值钱 ， 大家都认为楼房比平房好 ， 拆迁特别快 。 ”
安大钧对这一轮拆迁坚决反对：“大同拥有地方立法权 ， 我上任后分步制定古城保护决定、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 。 ”他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 ， 坚决反对破坏古城的行为 。 为了这件事 ， 他还和大同时任主要领导拍过桌子 ， “几乎把水杯都摔了” 。
在这位强势主任的坚持下 ， 古城改造计划中途搁浅 。 不过 ， 此时大同古城的面貌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 在西南区域和西北区域 ， 一排排六层建设拔地而起 ， 至今仍然矗立在古城西侧 。
大同古城属于典型的建设发展与旧城保护存在冲突的产物 。 吴良镛在上世纪发表文章称 ， 国内不少古城“兴建了巨大体量的工厂办公楼 ， 并迫使大规模改建基础设施 ， 而每一条街道、新大楼的建成又导致更多的人口集中……对开拓新区缺乏充分财力和决心等等 ， 使旧城容量过分饱和 ， 连一些较低的环境质量标准都难以保证 ， 文物保护问题就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了” 。
大同的案例类似 ， 大同政府当时资金很短缺 。 曾任大同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现任大同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兼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张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大同虽然拥有“黑金”煤矿 ， 但卖煤收益并没有多少进入到地方财政 。 大同市原来辖4个区 ， 财政还有盈余 ， 后来并入了7个贫困县 ， 财政入不敷出 。 在这种背景下 ， 张滃认为主政者为了便利城市交通、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 ， 做法有一定合理性 。
但这种做法遭到很多专家的严厉批评 。 阮仪三曾公开批评称 ， “我们常说的建设性破坏 ， 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城镇的建设中 。 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的人们 ， 包括许多城镇领导大都缺乏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 ， 一味地拆旧建新 ， 说起来都是为了建设的需要 ， 都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 ， 却忽视或不懂保护重要文化遗产的意义 ， 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
山西平遥古城上世纪80年代出现拆迁风波 ， 阮仪三带领自己学生出钱出力 ， 四处奔走 ， 才保下这座后来入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古城 。 在平遥周围 ， 保存度完好的古城不在少数 ， 却都没有存活下来 。
耿彦波的“政治遗产”
最近几十年 ， 大拆大建似乎成了大同古城的“宿命”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历史名城学术研究部主任高级城市规划师王军在2016年撰文认为 ， 经历大规模拆除 ， 大同古城闲置用地占20％左右 ， 医院、学校、文化馆等拆迁殆尽 ， 社区管理混乱、传统生活网络和秩序荡然无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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