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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郭立新：《如何重建古史》一文商榷（中）四 温故知新，许氏评论再回应五 有关考古学文化的批判( 五 )


前引许氏长篇评论 ， 颇有些瞧不上长江中游早期文明成就的味道 ， 如把诸多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贬低为围垣聚落 ， 不承认其中部分城址一直到西周还在用（如阴湘城、笑城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墙） ， 不承认石家河存在多座不同时期的城 ， 不承认石家河是一个面积达八平方公里的大聚落而其使用时间长达超过二千年（许氏一定要将其定性为遗址群 ， 哪有分工那么明确而且区域连成一片的遗址群？） ， 冷嘲长江中游自大溪文化就已进入国家化阶段 ， 在石家河文化进入青铜初期的看法 ， 不满郭氏对其认定的“已发现大量青铜礼器及其生产作坊的、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文明属于东亚地区最大的青铜文明中心”的否定 ， 同时又误读并嘲讽郭著对长江中游城址发掘不足的抱怨……
但是 ， 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是 ， 长江中游先商城址群在整个东亚地区出现时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区域和社会规模最大（参见《时空之旅》第六场）、《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 。
近年长江中游考古取得较大进展 ， 特别是象谭家岭随葬数量众多精美玉器的瓮棺墓的发现等 ， 表明长江中游上古文明的意义 ， 对此不用本人多说 ， 相信读者自有公断 。
许博文在铜器和冶炼方面抨击很多 ， 为节约编幅 ， 上面没有全引 。 在许氏眼里 ， 黄河流域发现的铜器数量多 ， 时代早 ， 俨然是冶炼中心 。 不过 ， 近年长江中游发现也不少 ， 而且时代更早 。 相应地 ， 郭氏及所在团队近年对东亚冶炼起源的研究也比七、八年前的郭著又更进一步 。 比如下面这两篇长文 。
郭氏在《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南方文物2018年3期 ， 2019年3期）一文中指出：
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 ， 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 。 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 ， 而是本土自行发展 ， 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 。 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 ， 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 ， 足以供养工匠 ， 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 。 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 ， 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 ， 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 ， 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 ， 我们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 ， 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 ， 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 ， 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 ， 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 ， 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 ， 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 ， 影响整个社会 。 这说明 ， 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 ， 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 ， 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
如果我们只观察黄河流域地区 ， 我们会发现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只有简单初步的纯铜技术 ， 但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起 ， 锡铅铜合金技术才迅速发展和兴盛起来 。 这种情况容易使学者得出中国所吸收的青铜技术是来自外地的结论 ， 因为只有通过模仿和借鉴 ， 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 ， 从而快速迈入成熟又发达的青铜文明 。 但这种看法的重点在于将黄河地区等同于中国 ， 将黄河流域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的说法等同于或放大为中国没有原创的青铜技术 。 黄河流域确实没有原创的冶炼技术 ， 但是中国地区并不只有黄河流域和华北地区 。
在《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上半部已发表于《南方文物》2019年4期）这篇长文中 ， 郭氏指出：
中国青铜技术本土起源 ， 是长江中游上古大文明的贡献 。 从最早认识氧化铜矿和发明还原法 ， 到了石家河文化常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着冶炼 ， 并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技术 。 少量发现的铸造的小型铜器直接显示 ， 石家河人熔铜并用铜液铸造 ， 应归类为青铜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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