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生活 > >

盘龙城|郭立新：《如何重建古史》一文商榷（中）四 温故知新，许氏评论再回应五 有关考古学文化的批判( 二 )


每一本书 ， 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结构和主题限制 ， 难以一一照顾到 。 没有完美的表达 ， 任何一种表达一经说出 ， 局限便存 ， 这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哲学经常讨论的老话题 。 批判郭著未及某个方面或着墨不足 ， 毫无道理可言 。
4.2.
郭立新：
有关误判荆州城荆南寺有城墙 。 郭氏认为荆南寺有城墙源自其在实地踏查时某些直接或简接亲历者所言 。 本人遍查相关公开的报告 ， 确未发现有城墙的记录 ， 为此曾与郭氏讨论 。 本人深知某些考古现场确有漏记的情况 ， 所以目前对此难以评估 。 可惜的是 ， 该遗址目前所剩无几 ， 将来也难有机会验证 。 不过 ， 可以确认的是 ， 荆南寺在盘龙城文化时期 ， 确实很重要；有城与否 ， 不影响其重要性 。
4.3.
郭立新：
将汝州李楼遗址的二里冈时期铜器误作二里头时期 。 此言属实 ， 应属记忆错误或笔误 。 不过 ， 郭著是第二章第二节“江河之间青铜早期文化的背景”之“新石器南北文化的传播方向及路线——汉水流域线”项下引用李楼材料：“汝州离郑洛地区不远 ， 而且李楼遗址曾出土早期二里头晚期类型的青铜器 ， 因此本遗址属于郑洛新石器和青铜早期文化遗址 。 ” 结合上下文 ， 该错误不会对上下文的意思产生实质影响 。
4.4.陈文：在引注学者观点时,误读、曲解的现象比比皆是……郭著往往在自己的观点后面注上考古报告或其他学者的论著, 这很难说符合学术规范, 许宏先生便指出这种做法“会让不太熟悉此领域的读者,感觉作者的论断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其他学者类似研究的基础上的 。 ”郭立新：
许博文举了花地嘴和和大河村两处引用失误的例子 。 陈文的指控承袭许博文1部分以及许博文2大部） ， 但措词更重（如上 ， 编者改） 。
在本人看来 ， 郭著总体上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 ， 其涉及材料非常广泛 ， 出现个别错误亦在所难免 ， 但暇不掩瑜 。
首先 ， 引用的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学术规范与训练的差异 。 一般地 ， 引用有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 。 间接引用时 ， 作者可能只是同意原作者部分观点 ， 或需要将不同作者的部分观点整合在一起 。 任何引用的背后都有作者自己的意图和判断 ， 哪怕直接引用 ， 选择引用这个行为本身即代表一种价值判断 ， 很难想像完全排除作者自身判断的、仅仅为引用而引用的表述有什么价值 。
以许氏对郭著引用格式的嘲笑为例 ， 郭著尽量将发掘报告的发掘机构和执笔人都列上 ， 乃其所受学术规范使然 ， 一方面需要尊重实际署名的机构 ， 另一方面她所接受的学术规范要求她更看重实际做出贡献的个人 。 因为学术论文做引用 ， 其目标除了说明材料和论点来源外 ， 还有一个经常被国内学者忽视的重要价值：即表达对原作者、原创者的尊重 。
又如 ， 象花地嘴、大河村之类引用 ， 据本人了解 ， 郭氏只是想把考古报告和相关研究的材料来源说明清楚 。 按照国内考古界通常的引用规范 ， 在这种情况下 ， 注号只需要放在相关遗址的后面即可 ， 此后再提到同一个遗址的材料就不用再注明出处了 。 但郭著却习惯性地将注号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后面 ， 而且下次提到这些材料时又会再次注明 。 郭氏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际上的学术通例 ， 评论人只需简单搜索或问问相关学者 ， 不难了解（笔者前年参加的一次在武汉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 在通知中特别提出要将注号放在句末） 。 当然 ， 这种规范性要求本身会产生一种实际的困难,即当这一句话里面除了需要注明出处的材料和他人观点之外 ， 还包含有作者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时 ， 确实有让读者误以为其所引材料是支持其观点的可能性 。 客观地说 ， 两种规范各有其利弊 。 国内考古界通常的做法虽然简洁 ， 但未必能做到应引尽引 ， 如此引用的学位论文在目前大数据查重的压力下也许就难以通过；而郭氏这种引法虽然做到了应引尽引 ， 但却把材料和对材料的认识混在一起 ， 有时难以分辨 。


推荐阅读


上一篇：天蝎座,白羊座|典型起床困难户的星座，说的是你吗？

下一篇：刘老汉|心若累了，就停下来歇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