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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方汉奇 三尺新闻史讲台上的高峰

方汉奇|方汉奇 三尺新闻史讲台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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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学大家方汉奇接受专访
书架上、地板上、茶几上……目及之处 ， 到处是新闻史方面书报刊 。 坐在书房里 ， 仿佛进入一座新闻史城堡 。 他的家 ， 是学生们公共资料库 。
满头银丝 ， 一缕不乱 。 精神矍铄的他神态慈善 ， 谈吐风趣谦和 ， 步履从容 。
方汉奇为人随和 ， 处世淡泊 ， 富有大家风范 。 他已经数不清教过多少学生 ， 其中很多人已成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坚力量 。
先生 ， 不仅是一种称谓 ， 更蕴含敬意与传承 。 这位新闻史学泰斗、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的身边人很少称他为“教授”“老师” ， 一般尊称他为“先生” ， 他却说“当一天先生 ， 就要当一天学生” 。 耄耋之年的他有些新潮 ， 生活中乐于接受新事物 。
三尺讲台与狭小书斋之间 ， 他辛勤耕耘 ， 感受教书育人的愉悦与史海探幽的喜悦 。 业界称方汉奇和戈公振是中国新闻史领域“两座高峰” 。
对此 ， 方汉奇说：“戈公振是高峰 ， 我只是个小丘陵 。 他是奠基人 ， 我只做了一点后续工作 。 一个学科需要有历史的传承 ， 我是历史长河中起传承作用的一段小链条 。 ”
“汉迁”渐渐成为“新闻史学熊猫”
方汉奇本名方汉迁 ， 因为祖父敬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 ， 希望孙子能和司马迁一样严谨治学 。 祖父没有想到 ， 他的夙愿果真得以实现 ， 方汉奇日后走上中国新闻史学研究道路 ， 成为新闻史学大家 ， 被人称为“新闻史学熊猫” 。
方汉奇幼时举家南迁 ， 在广东话里“汉迁”音似“汉奸” ， 同学们经常以此开玩笑 。 抗日救亡环境下 ， 为避开谐音 ， “方汉迁”改为“方汉奇” 。
因战乱和父亲工作关系 ， 方汉奇曾在西安、北京、香港、韶关、梅州、汕头等8座城市辗转7所小学、7所中学 ， 有时甚至一个学期入读两所学校 。
每到一个新落脚点往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插班 ， 学业经常被耽误 。 环境变化 ， 使他关心时事、时局 ， 中学时期他就定下志向——读新闻系、当采访人员 。
方汉奇在广东梅县读高中 ， 做客一位北伐高级军官家时收集到10多份报纸 ， 从此爱上集报 。 抗战时期 ， 念中学的方汉奇主编班级墙报 。 这份墙报既报道战局进展情况 ， 也不时发一点主编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和评论 。
为办好墙报 ， 他大量阅读当时出版的报刊和一些名采访人员报道 ， 由此对采访人员这一职业产生浓厚兴趣 。
那时 ， 方汉奇心中偶像是范长江那样的战地采访人员 ， 所以填写大学志愿时 ， 清一色新闻系 ， “宁可考不上 ， 也没考虑别的专业” 。 1946年 ， 方汉奇入学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 。
在他眼里 ， 采访人员是现实社会忠实记录者和守望者 ， 是在给历史留一份真实底稿或一段真切印记 ， 是一个很崇高、很受尊重的职业 。 邹韬奋、范长江、萧乾等著名采访人员 ， 为方汉奇所敬佩 ， 他期待自己有一天也能“相机身上挂 ， 足迹遍天下” 。
“我之所以想当采访人员 ， 是因为这个职业充满激情和挑战 ， 可以到事件发生现场进行采访 ， 可以接触到方方面面人和事 ， 可以满足我行万里路的愿望 。 ”然而 ， 他采访人员梦最终没有实现 ， 而是坐了一辈子“冷板凳” ， 当了一辈子“教书匠” ， 以研究新闻史贴近自己久远的梦 。
晚年 ， 他笑言：“如果还有机会 ， 我还想当采访人员 。 只是现在体力不行 ， 当采访人员已经力不从心 。 ”在他看来 ， 采访人员永远在奔跑 ， 他喜爱这样的姿态 。
方汉奇|方汉奇 三尺新闻史讲台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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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 方汉奇（后右二）大学毕业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
读大学时 ， 苏州有很多旧书店、旧报纸摊 ， “我捡了很多漏” 。 大二时 ， 爱好收集报纸的方汉奇把苦心收集的1500余种报纸拿出来办报展 。 伴随集报活动开展 ， 方汉奇在报史研究方面才华逐渐展露 ， 引起新闻系主任、《申报》原总经理马荫良注意 。 上海解放后 ， 马荫良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申报》整理委员 。
1950年 ， 方汉奇大学毕业 。 马荫良慧眼识珠 ， 邀请他到上海新闻图书馆担任研究馆员 ， 负责《申报》史整理工作 。 方汉奇感于师恩 ， 应邀而往 。 “当时 ， 因为家庭等原因我的采访人员梦破灭了 ， 这个岗位也不错 ， 毕竟跟新闻沾边 。 ”
方汉奇一头扎进《申报》故纸堆 ， 从1872年创刊号一直看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号 ， 读完已出版78年全部27000余份《申报》 。
他住在图书馆 ， 夜以继日整理抄写 ， 手上磨出茧 。 近三年 ， 他积累两万多张卡片 ， 掌握大量鲜为人知史料 ， 为之后新闻史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 其间 ， 他受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主任邀请兼职讲授新闻史专题 ， 由此和新闻史研究及教学结缘 。
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时 ， 方汉奇结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秘书室主任、管理部副主任罗列 。 1953年3月 ， 罗列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新闻教研室主任 ， 主持新闻专业工作 。
罗列是新闻教育行家 ， 他知道方汉奇研究新闻史、在圣约翰大学进行过新闻史专题讲授 ， 这年8月下旬把对新闻研究有兴趣的方汉奇从上海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 。 此时 ， 新闻史研究在中国是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地 ， 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 ， 中国新闻史知识体系构建处于起步阶段 。
第一年新闻史课 ， 方汉奇在边备边讲过程中上完每周4课时 。 为了“找米下锅” ， 他寒暑两个假期经常泡在图书馆与档案馆 ， 恶补相关背景知识 。 “对于我来说 ， 在北大工作第一个五年 ， 是教学相长的五年 。
为了备好课、上好课 ， 我翻阅大量旧报刊 ， 看了不下两千本书 。 ”北大最初五年是方汉奇读书最多、过得最充实的五年 。
1958年9月 ， 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全体师生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 1972年8月 ， 北大中文系恢复新闻专业 ， 在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他又被调到北大 。 这几年 ， 方汉奇教过基础写作、新闻写作 ， 辅导过中共党史 ， 惟独没有教过自己的专业课新闻史 ， 因为中国新闻史被认为充满“封、资、修”内容而被打入“冷宫” 。
1976年 ， 随着“文革”结束 ， 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方汉奇投入紧张的教学研究 。
1978年8月 ，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 ，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全体师生又整建制并回人大新闻系 。
那段日子 ， 搞学术研究并不吃香 。 在一场接一场政治运动中 ， 方汉奇一直没有间断治学 。 他说：“一个人甘于坐冷板凳 ， 在非常时期也安下心来做学问 ， 那些年我没闲着 ， 总有一天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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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 ， 方汉奇在家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
“集报爱好者”70多年新闻史耕耘
1955年底 ， 北大组织过一次新闻专业报展 ， 在校内和北京新闻界引起关注 。
现场展示有方汉奇个人收集珍贵旧报刊约3000种 。 “这是我10年收藏的成果 ， 其中如《强学报》《清议报》等 ， 都是新闻史精品 ， 后来全部送至北大新闻专业资料室 。 ”
方汉奇收集的报纸不少是孤本 。 新中国成立时 ， 中国新闻史体系刚开始构建 ，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 ， 他考证中国第一份报纸起源于唐朝开元杂报 。
开元杂报不是印刷制品 ， 只是流传于当时社会的零散手抄件 ， 与邸报有差异 ， 没有固定刊期和报头 ， 只是后人对它的一种称呼 。 鉴于此前古代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有关报纸的记载 ， 开元杂报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原始形态报纸 ，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报纸 。
20世纪80年代初 ， 方汉奇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 ， 便委托任新华社伦敦常驻采访人员的学生帮忙调阅誊录 。 得到这份“进奏院状”誊录件 ， 方汉奇不避繁难 ， 逐字逐行疏证、辨析 ， 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破案” ， 终于使这页看似不起眼的纸张重放光芒 ， 考证出邸报出现不会晚于唐朝 ， 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开始 ， 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肇始 。 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
方汉奇相关论断不仅澄清中国报纸究竟起源于何时 ， 而且订正戈公振率先提出的汉朝起源说 。
否定权威就要质疑权威、挑战权威 。 方汉奇有自己原则 ， 为学不能迎合权威、屈服于权威 ， 要敢于超越权威 ， 做到一切都有根据 ， “言必有征 ， 无征不信” 。 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界权威 ， 方汉奇全然没有门户之见 。 学术观点有分歧时 ， 他常说 ， “不妨求同存异” ， 对与他观点相左的文章 ， 他也积极给予推荐 。
作为新闻史学家 ， 方汉奇尽可能多地掌握报刊材料或相关历史文献 ， 收集后认真进行整理、查阅 ， 静心做学问 ， 用于研究与教学 。 因为博闻强记 ， 方汉奇在新闻界素有“活字典”称誉 。
“我没有多大天分 ， 只不过在积累上舍得下一点笨功夫而已 。 ”正是早年大量资料卡片积累 ， 让他的记忆逐渐成为一张立体网 。
方汉奇坦陈 ， 从事新闻史研究 ， “要对所研究领域及相关历史背景有非常深入了解 ， 知道它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开掘 ， ‘门牌号码’要清楚” 。
他认为 ， 当下新闻采访人员很幸运 ， 时代风云激荡与日新月异让采访人员见证更丰富 ， 职业价值体验更多 。 他强调 ， 年轻采访人员要打好两个基础 ， 一个是人文社科基础 ， 一个是适当的自然科学基础 。
1978年 ， 方汉奇着手撰著《中国近代报刊史》 。 原想写本七八万字小册子 ， 没想到半生厚积薄发 ， 一发不可收拾 ， 15万字、20万字、30万字……两年后成了50多万字“大部头” ， 详细讲述1815年到1915年这100年间报刊史 ， 订正前人错漏200余处 。
业界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方汉奇著作：“方著以其考证之精良、体例之完备、总结之全面、持证之客观 ， 树立起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 ， 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 。 ”少为人知的是 ， 方汉奇仅为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 ， 下苦功夫积累、收集、研究第一手材料 ， 卡片就做了2.5万张 。
言及有人把他和戈公振并称为“中国新闻史上两座高峰” ， 方汉奇连连摆手：“前有高峰 ， 后有来者 ， 我不过正好给新闻学教学和研究站过岗罢了 。 学术研究一般是呈梯队展开 ， 前人肩膀就是后人起步的地方 ， 然后再为更往后的人搭建更高平台 。 ”他说 ，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是奠基之作 ， 自己是站在他肩膀上起步 。
改革开放后 ， 新闻史研究迎来黄金时期 。 当时国内只有若干断代新闻史著述 ， 还未有一部通贯古今、囊括各类媒体的新闻事业通史 。
为填补空白 ， 方汉奇组织全国50位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于1987年起 ， 用12年完成一部260多万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 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 ， 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重大突破 。
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后 ， 方汉奇组织编写《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等 ， 都成为新闻史学领域畅销书 。 一本本新闻史著作 ， 不断刷新学科高度 ， 新闻史专业因为方汉奇而引人注目 。
新闻学曾经是二级学科 ， 有什么重要问题 ， 常常要到一级学科请专家帮忙来进行投票 ， 既不方便 ， 也没有自主性 。 方汉奇带领同行多方争取 ， 将新闻学升为一级学科 ， 为以后新闻传播学大发展提供学科制度保证 。
对于“新闻无学”说法 ， 他如此回应：“新闻确实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 ， 它是应用文科 ， 和文史哲那些学科比起来 ， 它的实践性比较强 ， 这是事实 。
‘新闻无学’这种说法只是相对于文史哲经那些人文社会科学来说 ， 它的学科创立年份也比较短 ， 但是新闻不是无学 ， 新闻有学 ， 这个学就是对于新闻实践规律性概括和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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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右）与甘惜分摄于镜泊湖
一架梯子 ， 一部望远镜 ， 一段佳话
方汉奇讲课不拿讲稿 ， 一杯酽茶放在讲台 ， 即开始侃侃而谈 ， 声音不高 ， 但抑扬顿挫 ， 极富韵味 。
他不仅所讲年代、人名、地点准确无误 ， 而且旁征博引 ， 对史实如数家珍 ， 信手拈来 ， 时有佳言警句 ， 不失一部活的“中国新闻史百科全书” 。 常常台上讲得异彩纷呈 ， 台下听得心驰神往 。 一节课下来 ， 学生们感到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
他的学生曾回忆 ， 方汉奇大脑就像一个容量巨大的硬盘 ， 甚至历史上哪篇文章出自哪家报馆、“门牌号”是多少都储存在他大脑里 。 他开课 ， 学生来迟往往要挤到窗户边站着听 。
“遗憾就是没当成采访人员 ， 岁数大了 ， 年轻力壮腰腿硬时没当成采访人员 ， 现在当不了了 ， 这是最大遗憾 。 如果下辈子有机会 ， 还从采访人员做起 ， 年轻时先当采访人员 ， 再干一段编辑工作 ， 然后研究新闻历史和理论 ， 这样流程比较合理 。 ”梦想虽然没有成为现实 ， 但他主持编著的教材影响新闻学子 ， 替他圆着当年梦想 。
方汉奇头衔与荣誉很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韬奋园丁奖一等奖、共和国60年60名传媒影响力人物……在公众场合 ， 人们总看见他严肃的面孔 ， 其实他不仅有不苟言谈、平淡如水的一面 ， 而且拥有幽默活泼、充满情趣的人生 。
他兴趣比较广泛 ， 中学与大学时参加合唱团、演过话剧 ， 出演过“男一号” 。 念大学时 ， 曾选修钢琴和音乐欣赏 ， 京剧、评弹、京韵大鼓等也有兴趣 。 体育也很喜欢 ， 练过万米长跑 ， 出任过系教工乒乓球队主力 。 旅游和爬山也是他最爱 。 他对古典音乐有很深造诣 ， 对流行文化也颇熟悉 ， 对新事物永远有强烈兴趣 。
1996年 ， 古稀之年的他开始“换笔” ， 两年后“触网” 。 他算得上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最早一批使用者 ， 爱随时记录生活 ， 把这些照片编上日期、写上介绍 ， 归入生活与学术档案 。 学生报到第一天 ， 都会在他那里留一张记有日期的照片 。
2004年 ， 中国人民大学返聘方汉奇继续担任博导 。 他一年带一个博士生 ， 从开题一直管到论文答辩 ， 虽已退休 ， 其实新闻史研究和教育从未退场 。
他说 ， 学生研究什么题目 ， 他就要看什么书、关注什么 ， 不断吸收新营养、了解新信息、更新补充知识为教学服务 ， “给学生一桶水 ， 老师要准备十桶水 。 要比他们早半步 ， 这样才能和他们及时交流” 。
人大新闻学院一茬茬学子中流传这样一句话：“方先生头上每根白发都是学问 。 ”这位当代中国教龄最长新闻史教学工作者笑曰：“我从不染发 ， 一来头上没有乌纱帽 ， 二来不怕别人说我老 ， 不必自欺欺人 。 ”
他的家被大家誉为“方府” ， 有关新闻史方面书很多 ， 似乎一个小小新闻史图书馆 。 为方便学生查找、看清放在高处的书 ， 方汉奇特意为学生准备一架望远镜 ， 遇有学生登门求书 ， 报出书名 ， 方汉奇便立刻指出书的位置 。
如果所需的书高高在上 ， 方汉奇就先用望远镜搜索一番 ， 发现目标就搬来梯子 ， 让学生援梯取下 。 一架梯子、一部望远镜 ， 成为一段佳话 。
2017年9月 ， 方汉奇荣获有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奖项之称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 随即 ， 他决定把100万元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 。
捐款时发生一段插曲：他转账当天 ， 银行工作人员疑心方汉奇被诈骗 ， 呵退身边陪同人员 ， 多次凑在他耳边大声强调“钱捐了就回不来了” ， 并问“你儿子知道吗” ， “转这么多钱我要和你孩子确认下” ， 就差报警 。
这一“乌龙”事件 ， 成为一桩学界美谈 ， 令人感慨于老一辈新闻人淡泊名利、捐款助学的善举 。 其实 ， 老人勤俭节约一辈子 ， 90多岁还每天自己到食堂打饭 ， 最大花销是买书 。
对捐款百万一事 ， 他坦言：“其实是平常事 。 老头没有多少需要花钱的地方 ， 让钱发挥社会效益更有意义 。 ”令他欣慰的是 ， 他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学术“重镇”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 方汉奇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宅家工作 ， 关注时局 ， 是我基本的实际行动；抓紧时间看博士论文 ， 指导博士生完成他们的学业 ， 是我在抗疫中干得最多的工作 。 ”
一位白叟 ， 一屋书卷 ， 一方书案 ， 一杯清茶 。 “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 ， 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 。 ”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长河 ， 那么方汉奇就是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 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 ， 他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一盏灯 。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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