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二十年( 五 ) 【述往】早在大革命时期

在《救国时报》总编吴玉章的陪同下，陶行知先后于1936年10月30日和1937年2月15日两次到伦敦公墓敬谒24748号马克思墓，并写诗说：“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1938年6月25日回国前夕，他第三次前去瞻仰马克思墓，深切表达对马克思的崇敬之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之意。

1938年8月31日，陶行知返抵香港，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受到社会各界和共产党人的高度肯定。 9月2日，香港各界举行隆重的欢迎会，邓颖超、何香凝、何艾龄等数百人出席。 10月1日抵达汉口，次日《新华日报》以《陶行知先生昨归国抵汉，谈各国援华运动》为题，热烈报道他在海内外的宣传活动。 10月5日，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介绍国内抗战形势以及延安解放区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当天备忘录中写下了“关于陕北情形，蒙其指示甚多”的文字。

一面旗帜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战争难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这所学校接纳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员，许多重要职位均由他们担任。陶行知邀请吴玉章、秦邦宪等中共高级干部来校讲学，同南方局正副书记周恩来、董必武交往密切。 1940年9月23日，周恩来携邓颖超专程访问育才学校，为孩子们题词“一代胜过一代” 。育才学校实施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与当年自由办学的晓庄师范判然有别，学校戏剧组、音乐组多次在重庆演出，美术组还在重庆举办多次画展，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战建国和民主运动。

陶行知1938年起担任国民政府第一届和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建言国是。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在备忘录上全文抄录南京汪伪政权1月17日的广播通讯，悲愤地写下了“亲痛仇快”四字。同年3月，与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合文化界进步力量，支持共产党全民族抗日主张，呼吁加强国内团结，实践民主精神，同国民党专制政治进行斗争。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 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同声相应，在重庆和上海积极参加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求和平的运动。 1945年6月下旬，他与沈钧儒、张申府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两先生及各位友好多年来坚持国家人民立场，力促国家社会进步，群伦崇行，国之依赖” ，同时表示“倘得舟车之便，愿来延面领明教” 。他虽然没有能够到访延安，但在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穿梭往来为和平奔走效力。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他与社会各界人士到机场欢送，并与毛泽东、张治中等合影留念。 11月创办《民主教育》月刊，发表《民主》《民主教育》两篇文章，指出“真正的民主必须包涵：一、政治民主;二、经济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会民主;五、国际民主” ，认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都系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 。

国民党当局罔顾国内空前高涨的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求和平运动，秘密杀害民主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在昆明制造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陶行知勇敢地走上街头，与重庆各界人士一起在长安寺公祭昆明惨案中被害师生，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了较场口惨案。

1946年4月，育才学校搬迁抵达上海后，深受上海人民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求和平运动的影响，陶行知在一百天的时间里，到学校、工厂、街头发表100多场演说。 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在有10万民众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和平民主不可分，我们不但要停止内战，而且要争取民主。 ”25日，他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召开采访人员招待会，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中国，美国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直待停战及联合政府之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