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二十年( 四 ) 【述往】早在大革命时期

1935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又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迅速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同年12月12日，陶行知与马相伯、胡愈之、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抗日主张。沈钧儒回忆说，宣言“最初是陶先生、胡愈之先生和我同在吕班路胜利饭店约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广泛签名发表的” 。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陶行知草拟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2月，以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机构为核心成立国难教育社，通过《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张劲夫在国难教育社担任党团书记。

海外宣传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与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15人被推选为常务委员。 7月15日，香港《生活日报》刊发了救国会四位领导人联署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陶行知在《团结御侮文件》序言中说：“团结御侮一文，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经我修改，与邹韬奋先生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名发表。 ”

在联署文章发表前四天，陶行知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年会;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刊发了毛泽东回应章、陶、邹、沈四先生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的公开信，表示“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 。 25日，《救国时报》以《欢迎陶行知先生游欧》为题，介绍他此次欧美之行的目的，除参加新教育年会外，还将游历欧美各国，向国际社会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大众文化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虚伪宣传，让世界爱好和平的公正人士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1936年9月3日，陶行知和钱俊瑞、陈铭枢、王礼锡、熊式一等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联名致信大会主席， “恳切要求国际和平会议尽速派遣代表来华，以便在全体会议和中国全国委员会之间起联络作用” ，认为“采取此一步骤将大大便利和促进争取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 。

陶行知在欧美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向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全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推动成立全欧、全美华侨救国会。 1936年9月20日，他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就《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再度作了说明，指出首先要停止内战，军队的责任是保护国家领土，不是用来残杀自己的同胞;其次是抗日不可以由国民党一党包办，而是要全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再次是强调要相信民众的力量，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陶行知还拜会各国进步团体，广泛结交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寻求他们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有关于美、英等国输往日本军需材料的研究成果，发表在1937年6月初出版的美国参议院公报上，引起美国朝野极大的震动，有力推动了相关国家政府对日本实行禁运。 1937年12月13日，他通过自己的导师、哥伦比亚大学享誉世界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拉·甘地等世界知名学者和政治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又称《杜威宣言》， “提议各国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出卖及运送军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中国进行救济，增强自卫，直至日本撤退它在华的一切武力及放弃它的征服和政策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