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工业革命会出现英国，而不是在亚洲？( 二 ) 原作者|||[英]格里高利?克拉克摘编|||

彭慕兰因此坚称工业革命不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延续

（这是本书的观点）

，而是一个突然背离前工业时代停滞型平衡的意外。他认为欧洲发生这场意外的源头在于两个地理方面的偶发因素——煤和殖民地。对彭慕兰来说，阻止世界经济核心迅速增长的关键在生态方面。公元1800年前，所有社会都必须在固定面积的土地上，以可更新为原则生产资源——粮食、能源、原料。欧洲和亚洲的“先进有机技术”在1800年发展到其天然的极限。要大幅提升能源密集物资

（如铁）

的产出——也就是工业革命的特征——只有一种可能：在体系外发现新的能源或原料来源。

欧洲能跳出这一步，是因为人口重镇附近即有煤矿蕴藏。另外，它还有广大、空旷的美洲土地可供使用，以一整个大洲的粮食和原料暂时解除了生态限制。这些地理优势——而非创新潜能的差异——正是欧洲成、亚洲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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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认为中国和日本1800年时在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方面与英国几无差异的说法完全正确。薛华

（Carol Shiue）

与凯勒

（Wofgang Keller）

最近针对1770至1794年的谷物市场进行研究，结果印证了欧洲谷物市场的整合度仅比中国略好。图 13.1 显示1770 至 1794 年英国及长江三角洲每年谷物价格与距离的关系。英国整合得较好，任两个地点的谷物价格较具关联性，代表谷物在英国当地市场流动得较自由。但差距十分有限。例如在相距 50 英里的两地，英国的价格关联性

（最大为1）

为0.88 ，中国则为0.77 。在这两个市场，谷物都可以流通到相当远的地方交易。

但彭慕兰也被困在前文评论过的亚当·斯密的束缚中。他认为，除非有其他外在因素干扰，否则光是市场与激励机制这两个条件就足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以他的推论，如果英国增长了，市场规模相仿、财产权界定也很明确的中国却原地踏步，那么问题一定出在若干外力限制，例如地理条件。但在讨论工业革命时，我已经强调过，工业革命不是亚当·斯密所谓完善市场的产物，而是人们对存在已久之市场激励做出不同反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