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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为苏东坡写传记难在哪？( 二 )


“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 。”放翁慨然道 ， “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 ， 储备将相之才 。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 ， 把三馆一起撤销了 。东坡旧时曾直史馆 ， 但自谪为散官 ， 史馆之职 ， 削去已久 。至此 ， 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 。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 。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
至于“遥知叔孙子 ， 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 ， 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 ， 再度过大庾岭时 ， 所作次韵诗的最后一联 。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 ， 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 ， 当时有两个鲁生 ， 拒不应召 ， 还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 ， 不知时变” 。
东坡写此诗时 ， 他两兄弟的情况 ， 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 ， 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 ， 尽量收用元祐旧臣 ， 即使无法在朝中位置 ， 也都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 ， 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 ， 不被重用……”东坡诗只从正面说 ， 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 ， 自‘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 。放翁感叹道：
“如这两句诗 ， 意深语缓 ， 若不明了当时情况 ， 更不容易窥测 。”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 ， 绿衣有公言”的例子 ， 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 ， 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 ， 她又说了什么话 ， 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 。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 ， 然后无憾 。”
石湖居士听了 ， 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 ， 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 ， 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 ， 从事批注苏诗的人 ， 传有百家以上 ， 若能仔细读注 ， 困难未必不解 。
注苏最早的本子 ， 当以崇宁大观年间（1102-1107）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 ， 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 ， 皆其著者 。
注本虽多 ， 但是并不理想 ， 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 ， 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 。后来有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 ， 综核前人诸说 ， 重新增编补订 ， 成施注本 ， 以繁征博引 ， 诠解详备 ， 称誉士林 。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 ， 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 ， 放翁作序 。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 ， 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
这时候 ， 政治上的元祐党禁 ， 虽已解除 ， 但治苏学还是忌讳 。施宿因为出版此书 ， 遭人非议 ， 而被罢官 ， 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 ， 但他们的“选评” ， 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 ， 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 。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 ， 但在研究上 ， 却不甚有用 。
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 ， 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 。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 ， 以详于考证地理 ， 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 ， 则精于考古 。两书皆颇流行 。
Array|为苏东坡写传记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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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忠诗合注》卷一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 ， 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 ， 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 ， 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两卷 。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 ， 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 ， 经传子史之外 ， 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 ， 到手皆读 ， 因此 ， 他的知识范围 ， 无边无际 ， 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 ， 见闻宽广 ， 皆非常人所及 。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 ， 可以不限题目 ， 牛溲马勃 ， 皆以入诗 ， 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 ， 嘻笑怒骂 ， 街谈巷议 ， 信手拈来 ， 皆成佳咏 。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 ， 金银铅锡 ， 皆归镕铸 。”但是后世读者 ， 学问识见 ， 两不如他 ， 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 ， 时遇困难 ， 依然不免 。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 ， 其中一条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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