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隐秘的角落：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的十大事实(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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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人群中的不平等动态
曼昆 (Gregory Mankiw) 曾在2013年指出 ， 高收入人群（前1％）财富份额的增长可以归因于高收入群体的高教育程度 ， 以及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 但是 ， 仔细观察不同富裕国家中前0.01％人群的收入 ， 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很大 ， 而这与生产率水平和最高薪资却几乎毫无关联（(Alva等人 ， 2018） 。
最高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另一个解释 ， 是罗森 (Sherwin Rosen) 1981年提出的所谓“超级巨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 。 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 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那些跻身顶层的人更容易收获更高的增长份额 。 鉴于超级巨星效应 ， 其禀赋（议价能力和其他品质）的微小差异可能会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异 。 这些全球“超级巨星”虽不一定比40年前具备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出色的禀赋 ， 但他们确实受益于更广阔的市场潜力 。 超级巨星效应很可能能够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趋势 。 但是 ， 在不同富裕国家中分布最顶层群体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 ， 再次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 税收累进性 (tax progressivity) 的变化在顶层收入分配人群的税前和税后收入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累进税率通过其当中的最高边际税率 ， 从而降低了收入分布顶层群体的税后收入不平等程度 。 而最高边际税率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作用 ， 就是其降低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可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渠道是当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很高时 ， 高收入者用于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钱就会减少 ，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其长期资本收入就会减少 ， 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 。 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渠道 ， 涉及富人的议价激励；当最高边际税率较低时 ， 高收入者有很强的动机议价获得更高的报酬 。 反之 ， 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通常会阻碍该议价尝试 。 此外 ， 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董事会的薪酬策略 。 因此 ， 最高税率的降低往往将加剧税前与税后的不平等 。
上世纪70年代后 ， 富裕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大幅降低 ， 其变化与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顶层人群税前收入份额的变化有相对较好的相关性 。 诸如德国、西班牙、丹麦 ， 瑞士这样最高税率没有显著降低的国家 ， 也就没有经历顶层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 。 相反 ，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最高边际税率大幅降低 ， 而其前收入分配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也随之攀升（见图18） 。
图18. 富国税收累进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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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 ， 我们所能够掌握的 ， 用以衡量税收累进性变化对不平等和福利影响的数据仍然不完善 。 当然 ， 历史趋势和计量经济学证据的结合 ， 并不能代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公共审议和政治决策 。 但是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 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影响了富裕国家劳动和资本收入的分布 ， 这种影响有时甚至相当严重 。 因此 ， 是时候重启对于顶层收入分配人群征收级距陡峭的累进所得和财富税的相关讨论 。 （一言以蔽之 ， 累进税收既可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集中 ， 又可以为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急需的财政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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